天朝主義經濟學眼中的318運動

318 運動兩週年之際，臺北有個過去十幾年高掛「反 WTO」、「反全球化」大旗的媒體，特意將學者瞿宛文的舊文〈從太陽花學運談起：反全球化與反中〉拿出來重新刊登。對這篇文字，不少朋友感到疑惑：這樣的政治經濟學論述，究竟是要做什麼呢？要表達什麼樣的願景呢？

大略來說，瞿宛文此文傳播的觀點，恰好可與另一位天朝主義「左派」文人林正修的立論做個對照（關於林正修的論述，此處不再申論，請參閱〈「泛亞主義」的掮客，「帝國和平」的傳教士〉）。相對於林正修基於教條化的全球化論述而對 318 運動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表達出徹底的蔑視，瞿宛文是從研究發展經濟學起家的，與「新國家主義派」學者安士敦（Alice Amsden）合著了《超越後進發展》而聞名學界，過往的學術論述，正充滿著濃重的「經濟民族主義」性格。這樣的一位學者，究竟會如何看待 318 運動呢？

出乎許多人的逆料，瞿宛文從她的「經濟民族主義」立場所得到的結論是：318 運動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左翼論述」，缺乏明確的「經濟民族主義」內核，無從建立起必要的「發展意志」和「發展能力」，只能將台灣經濟帶向災難。

一種天朝主義，兩種表述方式：一個論斷在全球化的年代沒有「經濟民族主義」立足之地，另一個確信沒有「經濟民族主義」，就沒有「追趕發展」，更遑論「超越追趕發展」之後的產業升級。很顯然，這兩種天朝主義「左派」論述，頂多只有一個可能是對的：318 運動，不可能同時是「經濟民族主義」的體現（按照林正修的說法），卻又不具備「經濟民族主義」獨有的「發展意志」和「發展能力」（按照瞿宛文的說法）。

我們不難揣測，一向認為自己佔據了道德高地，自我感覺良好的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一旦從 318 運動中驚覺到她們或他們無法壟斷所謂的「左翼論述」，一旦無法直接將天朝主義的立場與批判性的「左翼立場」焊接為一體，心中是如何不勝駭異。但同為台灣知名的天朝主義「左派」文人，卻能對 318 運動做出天南地北的論斷，無論如何還是非常值得玩味，使人想來探索一番。

實際上，設若深入瞿宛文的「經濟民族主義」論述，不難看出她雖然使用與林正修相異的論述邏輯，卻有著共同的論述預設：台灣不可能有脫離中國經濟之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策略。只不過，瞿宛文在論述上遭遇著與林正修不一樣的難題：一個在理論上支持「經濟民族主義」的發展經濟學學者，要如何來否定台灣民族主義沒有「經濟民族主義」的元素或向度？要如何來否定台灣的本土政權沒有從「經濟民族主義」的想像與方案尋求產業政策的新方向與新策略的「國家能力」？

瞿宛文的選項不多。她只能將從李登輝政權開始的「戒急用忍」辯論，以及種種關於產業創新方案等具體的政策爭論、政策規劃和國家行為，當作是不存在的，或者全然不具討論價值，而逕自主張：除了與中國進行經濟整合，台灣沒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不必意外，這就是西方討論「全球化問題」時，新自由主義論述經常說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 這種欺負「經濟文盲」的做法，在不熟悉經濟辯論和經濟政策的天朝主義文青圈，或許可以獲得掌聲，但在專業社群中，恐怕行不通。瞿宛文遮蔽住的實情是：直到 2008 年前，台灣維持經濟向上提升的動力雖不算傑出，但在已發展國家中也不算特別差。反倒是在極力與中國經濟整合的馬政權統治下，台灣經濟走勢隨即急轉直下，違背了她的「天朝主義經濟學」必然要做出的推斷。

像瞿宛文這類的「天朝主義派」學者，在台灣並不少見。她們或他們似乎總是例行地稱許李國鼎這類的黨國官僚菁英，同時也喜歡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和黨國體制視為建立「管制性的發展型國家」的政治前提。不過，稍微暸解台灣的「產業政策的政治經濟學」的 ABC 的人都知道，台灣的汽車產業和石化產業，正是這類「天朝主義派」學者屢屢視而不見的盲點。倒過來說，從汽車產業和石化產業的故事，也可以看到這些「天朝主義派」學者的「發展型國家論」的缺失：將「國家自主性」化約為「官僚自主性」，無法正視國家權力運作的「政治性質」，無法正視在這些「政治性質」下「國家干預」操作自身的策略兩難，以及「選擇性培育」所形成的政商關係網絡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層面上的「副作用」，等等云云。

在這裡，我們無法也不必深究這些理論性的問題，而只須指出：以「儒家國家主義」為出發點的論述，本質上是難以看到「儒家國家主義」的問題的。但假使轉換到熊彼得式創新理論的視角，就不免要讓人懷疑：這種以「菁英權貴的民族主義」和「儒家國家主義」為主導問題的理論架構，要如何來完整解析一個民主社會在資訊時代和生態時代的產業創新問題？又如何能夠判定，在一個民主而獨立的共和國中，台灣民族主義就不可能孕育出發展產業的「國家能力」？似乎可以說：瞿宛文如果不是將適用於「模仿學習」階段的發展邏輯挪移到了已經超越這個階段的經濟情勢中，就是對李斯特型的「追趕發展」資本積累策略，做了理論上不合法的過度詮釋。

只是，也該持平地說，從瞿宛文自身的「天朝主義經濟學」來說，她會認為台灣民族主義欠缺「經濟民族主義」的動力構造，而 318 運動僅是「右翼民粹主義」運動，也不純然是信口胡謅，而是有著看似嚴謹的天朝主義思維來作為基底的。正如她在另一篇文章〈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中所表明的，在她的「天朝主義經濟學」視野下，形成二十世紀後半期「台灣經濟奇蹟」的最基本因素，來自國民黨政府，特別是在國民黨政府下「以實業救國的儒官」，如李國鼎等人。是這個權威統治構造下的儒家官僚菁英，「帶來了有長久歷史積累動能的中華民族主義動力」，以「救亡圖存」為動機，以「超趕西方」為目標，在經濟上實現了現代化歷程。對瞿宛文，中華型的「經濟民族主義」，乃是「回應（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所激發的正義回應」，而台灣民族主義，由於無法承繼這種「抵禦西方帝國主義的中華民族主義」，更缺乏信奉這種中華型「經濟民族主義」的儒官集團，就註定了無從透過「經濟民族主義」的想像和政策來找到經濟上的未來。

當然，人們會質疑：這種「以中國為方法」的經濟學，如何用於分析中國以外的經濟發展動力呢？如果將瞿宛文口中的「中華民族主義」還原為「華夏天朝主義」，這類疑團就可能清晰而易解了──問題的癥結，在於她的「帝國迷思」，而這種「帝國迷思」的歷史開端，至少可以追溯到梁啟超將帝國想像與民族想像糅合為一體，以「民族國家」的表面形式來維繫「帝國遺產」的「中華民族方案」。

敏銳的人，或許已經猜到，瞿宛文的「天朝主義經濟學」與林正修的「汎亞和平主義政治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埋伏著隱蔽的「天朝主義假設」：東亞各國，特別是台灣，只要抗拒將自身納入以天朝帝國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就不可能對抗歐美的帝國主義勢力，從而也就在「天下帝國」的本體論中失去了「存在」的資格。在林正修，這種「反帝國」局面的政治後果將是讓東亞各國無法享受「帝國下的和平」；而在瞿宛文，則是會強調這種「反帝國」局面的經濟後果，將使得東亞各國無法在天朝帝國的羽翼下，依附「取代西方帝國主義的中華型帝國主義」而獲致「帝國下的繁榮」。一言以蔽之，兩人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對「反帝的帝國主義」的論證。

按照瞿宛文的論述邏輯，我們不難推論出，其實不僅是台灣，即便是韓國或越南，乃至整個東南亞國協，都無法從「經濟民族主義」取得經濟動能；而這些國家如果要尋求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的可能，唯一的出路即是加入以天朝帝國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至於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組織針對中國擴大「經濟勢力範圍」而興起的「博蘭尼式社會保護運動」，對瞿宛文，都只可能是「反儒家帝國官僚統治」的「右翼民粹主義」，都如同 318 運動一樣，必須在論述上加以取締；相反地，例如「紅衫軍」與「帝吧出征、寸草不留」這類的帝國民粹運動，卻是有著促進經濟發展作用的「正能量」，該在論述上使得其高不可攀。「天朝主義經濟學」，說到底，即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帝國主義經濟學」。

依循這種「帝國主義經濟學」的論述軌跡，也就不難理解，瞿宛文為何會斥責工運人士鄭村棋此前標舉的「反 WTO」運動。瞿宛文知道，WTO 還存在「諸多限制後進國施行產業政策的規範」，但重點是：自從中國加入 WTO 後，中國已能透過自詡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藉由這種策略性定位來利用 WTO 有效增益其自身的「國家利益」。於是，她諄諄教導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必須改變過去的認知；相對於美國的 TPP 等區域貿易協定，WTO 對天朝帝國「還是一個比較好的遊戲規則框架」，不該反對。

值得補充的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確實存在一種看法，認為區域貿易協定的推進，可能與WTO 的貿易自由化進程呈現替代的關係；特別是「自由貿易」的教條派，就對區域貿易協定的進展感到憂心忡忡。然而，瞿宛文在附和這類主張時，卻是又將 ECFA 排除在她的「區域協定否定論」的批判口徑外，成為她的「區域協定否定論」的例外。尤有甚者，相對於瞿宛文的論斷，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界也不乏另一種主流的聲音，認為在 WTO 進程停滯不前的現況下，高品質的區域貿易協定既是必然也是必須。從這種立論的角度來看，瞿宛文會絕口不提 TPP 具有比以前的區域貿易協定標準更高的勞動與環境規範，會絕口不提因為中南海否定普世性的人權規範，因而對減少與監督區域貿易協定的人權衝擊所造成的巨大問題，就不能不說是件有趣的事情。

最後，假使你以為一種反對「反 WTO」的「左派論述」，已經是這種「帝國主義經濟學」最終的技術性結論，那你就錯了。從 IMF 目前與中南海的親密合作關係來看，大概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不久之後也要反對「反 IMF」了。乃至，當世界銀行開始大規模與亞投行合作，她們與他們也要反對「反世界銀行」了。這樣的「左派論述」，在世界各國的左翼中，果然獨樹一格，有「中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