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亞主義」的掮客,「帝國和平」的傳教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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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獨立與中國的「民主轉型」

海西諮詢顧問公司負責人林正修最近的一些文字,引起台北不少人側目。發表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的〈臺北沒有景山—馬英九為何失敗?〉,據說是將馬政權的失敗「放進東亞現代化的歷史」來分析,試圖說明影響馬政權施政績效的「長期結構制約」因素乃是來自於儒教科舉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不相容,無法做到「向台灣社會說明中國崛起所代表的機遇,並做好風險管控」,而與所謂的「中國因素」無直接關聯。至於發表在端傳媒的〈蔡英文對局北京,可想想重慶的蔣介石〉,則是提出「泛亞主義」(Pan-Asianism)的和平論述,要蔡英文與新的民進黨政權「理解中國政體轉型的浩大與艱難」,而能「直面崛起的中國」,承認中國的東亞強權地位,不要對中國提出他認為具有「挑釁」意涵的「獨立建國」主張,以免阻礙了中國的「和平轉型」和「民主轉型」。

以台灣天朝主義「左派」一貫的論述來說,林正修在總統選舉前後發表的這些文字,似乎顯得有些出格。特別是他關於中國政體轉型的論述,在原本以附和中南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帝國話語為基調的天朝主義陣營中,似乎叛離了「超克現代、回歸帝國」的主旋律。就這種天朝主義話語的主旋律來說,中南海的「七不講」乃是真理,而自由、民主和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的話語,純粹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殘羹剩菜;不直接否定就已觸犯天條,更何況以此來「妄議中央」?

但如果仔細解讀他的論述,恐怕這種表面印象就必須打不少的折扣。假設要更精確地界定他的這些文字,或許該看作是台灣的‎天朝主義者在國民黨失去政權後的「論述微調」,卻非根本的「轉向」。

二、新藍軍路線:以天朝帝國為核心的「汎亞和平」

按照林正修的想法,中南海不是網路上頭腦發燒的黃安或「小粉紅」,選舉過後它依舊會秉承過去對例如國民黨的「九二共識」所採取的態度,對民進黨基於「內需」宣傳的政治觀點不會在意,但對「改變台海現狀」的具體舉措絕不手軟。只是,林正修提醒各路的天朝文人,雖然不能再期待馬習會宣示的「帝國共識」可以拘束台灣,也不能再期待台灣在聲索釣魚台或南海主權的議題上會為中國兩肋插刀,然而中國對台灣並非就此束手無策;相反地,他認為,「和平民主的東亞」──一種以天朝帝國為核心的「汎亞主義」──就是中國後續可以將台灣框限在天朝權力構造內的長程戰略願景。

林正修之所以作此主張,是因為他認為,不論是馬政權或者中南海,都犯了一個認知上的錯誤——將省籍因素當成維繫「天朝認同」的基本物質條件;而馬政權的失敗,卻正凸顯了中南海不能再以省籍因子作為箝制台灣主權獨立動向的施力槓桿。但對林正修而言,台灣的藍綠分立,要害恰好不在於省籍區別,而是在「兩岸分斷分治」的歷史構造,以及中國崛起帶來的「帝國利益」,只要這個歷史構造沒消除,只要中國的帝國式崛起不被打斷,台灣的藍綠分立也就不可能消除——同時,台灣的藍營也就不會消失。他強調,藍營縱然在此次選舉流失了一半的支持者,這並不表示台灣人民拒絕了習馬會的成果,也不表示「以經貿推動兩岸和解」的天朝主義路線在政治上出局。他相信,八年後只要中國崛起的歷程沒受到台獨擾亂,綠營的施政方針必然會在政治上破產;而一個真正拒絕了馬英九,一個不再用省籍劃分,而以「開放的兩岸關係、和平的東亞世界」為訴求的新藍軍勢力,對必須直接面對「天下帝國的回歸」的地緣政治壓力的民進黨,勢必可構成更嚴重的打擊。

三、超越「超越藍綠」的小天朝主義

因此,林正修的天朝主義論斷,與台灣以「超越藍綠」為歸趨的「白色力量」或「第三勢力」政治想像,終歸是絕然不同的事物。林正修的論述,存在一些微妙的預設,而打開這些微妙的預設,你會找到的,乃是傳統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小天朝主義論述的更新版本,一種消除了「冷戰反共」的「反中」意識形態元素的「淨化版本」,一種會讓中國的「國粉」感到友善、溫暖和確幸的版本。

在這個新版的小天朝主義論述中,中國政體能平和地從專政轉向民主,不但被認為是中國崛起為亞洲霸權的關鍵環節,而且不論對中國、台灣或東亞,都構成了未來的重大利益。按照這種修正過的天朝主義論述,中國的帝國式崛起之所以讓周邊區域的人民感到畏懼和排斥,只是因為中國還不是民主政體;一旦華夏帝國完成了「民主化」的現代化工程,天朝的帝國式崛起,對東亞就不再會是問題。相反地,一個「民主的華夏帝國」,還將是東亞和平繁榮的保證,更別說,這樣的現代帝國還將是東亞「超克現代」,從五百年的西方帝國宰制解放出來的必要條件。簡言之,唯有在中國民主化的政治前提下,中國的帝國崛起,才能為中國自身,為台灣,以及為東亞帶來「帝國下的和平盛世」。

這種「以經貿交流為方法、以天朝帝國為中心、不挑戰中國帝國建設進程的汎亞和平主義」,就是林正修心中藍營重返執政的必由之徑。而我對這種「汎亞和平主義」的戰略願景,第一個產生的疑問是:如果這個腳本是這麼美好,過去八年為何沒有實現?

四、沒有馬英九的馬英九路線

然則,真的追究下去,你將會發覺,他在〈蔡英文對局北京,可想想重慶的蔣介石〉一文中鋪陳的藍營新戰略願景,事實上並不是什麼「新來的獅子」,本質上即是過去八年的「馬英九路線」——或者,至少可以說,是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理解中的「馬英九路線」。而他在〈臺北沒有景山—馬英九為何失敗?〉一文中要說明的,則是馬英九的這個或那個的個人特質,藍營的這個或那個的集體特質,如何導致了「馬英九路線」的失敗。但正是如此,對林正修來說,一個「沒有馬英九的馬英九路線」,乃至一個「沒有國民黨的馬英九路線」,反而形成了未來的「馬英九路線」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就如他自我期待的,「只要翻過馬金的這一頁,就是台灣的藍軍的新章」。

這個弔詭的論述形式似乎暗示了我們:林正修的論述隱藏著分析邏輯上的問題——而且,或許還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他推衍的新藍軍路線僅僅就是過去八年沒得到完整實現的、他心目中理想的「馬英九路線」,那麼,或許我們該從頭就質疑:他對現實中的「馬英九路線」的失敗所提出的分析,在什麼地方是錯謬的?從整個東亞現代性的宏觀歷史來看,「以經貿交流帶動兩岸和解」,這種高調標舉「汎亞和平主義」的「馬英九路線」,究竟在什麼地方失足了?恐怕這個追問不是如同林正修所想的,可以如此輕易滑過。

五、所謂「開放性的兩岸關係」

「以經貿交流帶動兩岸和解」,這其實是台灣天朝主義「左派」從80年代中期參與工黨建黨以來就積極推展的主張,有著「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的歷史唯物論假設。但林正修還在這個主張上,特別賦予了其他天朝主義「左派」不會明說的「意識形態批判」意涵。林正修的同輩都知道,他年輕時在台大大新社社長任內,就以自我期許為「健康的左派」而著稱,對「教條左派」的撻伐不遺餘力。這些年以來,林正修一直主張,「左派」不能是「經濟民族主義」,「左派」必須體認「在後冷戰時代,兩岸經貿合作乃不可逆的趨勢。」這種將反對 ECFA 的社會抗爭當作是「巫毒民粹主義」的觀點,毫無疑問地繼承了夏鑄九在台大城鄉所內的學術產業體系共享的教條化「全球化」話語。林正修對這個教條化的學術話語所進行的「改造」,僅在於「與時俱進」地採用了「中國崛起」的分析邏輯來取代「全球化」的分析邏輯,而基本的意識形態取向依然保持一致:一方面掩蓋台灣天朝主義「左派」自身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另方面也掩蓋臺灣天朝主義「左派」是 WTO 與 TPP 等貿易自由化方案的激烈反對者的事實。

當然,這種天朝主義話語對歐美「左派」(以及,「中間偏左」派)的觀點——林正修眼中的「教條左派」——也無意中投射出了一個扭曲的圖像。大部分的歐美「左派」,無論自覺與否,其實都可謂是某種「經濟民族主義」,不過是「人民的民族主義」(比較學術的說法,是社群主義),而非「權貴的民族主義」(比較學術的說法,是國家主義,天朝主義自身也可歸屬於此類)。同時,歐美「左派」通常也都會將他們的經濟民族主義立場,連結上某種「倫理的全球化」或者「永續性的全球化」的立場。這才是他們完整的策略觀點,而不是天朝主義「左派」附和右派修辭所以爲的「鎖國論」。

果然要以歐美「左派」的論述標準來看,台灣天朝主義「左派」在理論化資本主義經濟上的粗魯做法,對真正明暸這個批判學術傳統的人,絕對是匪夷所思的。你無法暸解,為何資本權力與社會團結之間的辯證,只能發生在與「反美帝」有關的「反 WTO」、「反 TPP」運動上,而在「反 ECFA」的議題上,它就必然地淪為「巫毒民粹主義」?這種「戰略上的選擇性」(strategic selectivity),除了以「華夏中心主義」(一種倒轉的「東方主義」)來解釋,沒有更為「理性」的理由。如果你問我,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在這些問題上有什麼基本立場?我會說:無非就是以天朝主義爲本的折衷主義和投機主義。此為林正修口中的「健康的左派」的題中之意。無論是用「全球化」或「中國崛起」的分析邏輯來表述,相對於「鎖國論」的「開放性的兩岸關係」,才是台灣利益之所在,這才是林正修堅定不移的的天朝主義本格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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