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30週年】我的戒嚴時代

一、偏激

1984年初夏的某日，三年的雄中生涯即將告一個段落，雖然即將到來的聯考有如烏雲罩頂，但我記得那是一個大熱天，陽光笑的很燦爛，我獨自到雄中的標本室去找班導。

班導是個生物老師，他負責管理雄中標本室，裡面留有日本時代收藏的各種動物標本：鴨嘴獸、企鵝、熊鷹……是個寶庫。那一天，班導剛好不在坐位上，而他的桌上又擺滿了學籍資料，我翻了翻自己的那一份，德育評語毫無懸念的得到了一句「自以為是」。然而，與其他同學不同的是，我的表格中卻多了一項從來不知道的「群育」評語，那一欄裡只有簡單的寫了兩個字「偏激」。

當年雖然已經習慣被師長「點名做記號」，然而我還是帶著滿腔的疑惑告別了高中的生活：什麼是「群育」？而那個不存在公開檔案的「偏激」兩字到底是寫給誰看的（顯然不是我，也不是我的父母）？會對我往後的人生造成什麼影響嗎？

三年後，台灣解嚴了，政壇百花齊放，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校園內要求民主的聲浪一波接著一波，「年輕人」動不動就被舊勢力光明正大的斥責為「偏激」，而不再是偷偷寫在學籍檔案陰暗的一隅。

二、老爹，你以後不要來學校找我啦

家父在日本時代是「保正」的大孫和長子，他曾見識過當時進步文明的社會、同時領受過五年的「軍國主義」的教育和六年的「黨國教育」，他也是第一代經過考試進入公務體系的台籍基層公務員。雖然家父因為血統不純正又不肯加入國民黨，年輕時屢屢與職務上的升遷錯身而過，卻因為工作環境的關係，操持著一口「外省腔的國語」。

從小住在「公務員宿舍」的我，鄰居來自中國的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他們除了喜歡在麻將桌上一較長短，口頭上當然也「輸人嘸輸陣」，所以在國小五年級之前，除了家父怒斥我的「巴格野鹿」之外，我還聽遍了中國各地的「國罵」，獨獨未曾聽聞「幹恁娘」這三個字。

身為高雄囝仔，鄰居是一回事，大環境又是另一回事。在學校我不時因為家父一口讓人聽不出是源自哪一省官話的「國語」而遭同學誤認為外省囝仔。因為過於苦惱，於是默默的自我教育，努力習得高雄小孩應有的「台灣腔國語」。一日下課後，我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那股悶氣而對家父開口：「老爹，你以後不要來學校找我啦。」

戒嚴時期每逢重大慶典與紀念日，蔣總統們總會發表重要談話，談話內容常會出現在之後各種考試中。當年身為一個好學生，我會屏氣凝神的聆聽談話，但總覺得蔣總統們的國語跟學校老師教的國語好像是不同國的。

當年「國語運動」推行得如火如荼，班會總會有個「如何推廣說國語運動」的討論題綱。有一次我斗膽的提案「蔣總統以身作則去國語正音班好好學習一下標準國語，風行草偃事半功倍」，全班無不叫好，只有導師鐵青著臉痛罵我們不知好歹沒有敬老尊賢。老師的斥責，對於當年身為好學生的我有如當頭棒喝。此後，我選擇跟同學站同一邊，一起掛「我不說方言」的狗牌，開始了生平第一次的反體制抗爭。

三、美麗島事件及被斷送的律師夢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我算是美麗島事件某一個場景的目擊者，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當天是「國際人權日」。因為在保密防諜的氛圍之下，所謂的「人權」，對我而言是個既抽象又虛無縹緲的名詞。我算是美麗島事件某一個場景的目擊者。

我家距離美麗島總部大約只有兩百公尺，10月9日據傳有美麗島的義工姚國建等人被帶到鼓山分局拘捕毆打，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跟著鄰居大哥一起「路過」總部，現場張貼著「鼓山事件」發生始末的海報，停著一部廣播車放送著事件的來龍去脈，美麗島雜誌社附近和對街的亭仔腳則有些不像鄰居的「路人甲乙丙」窺伺著，經過的行人車輛雖然放慢腳步速度，卻鮮有人敢駐足其中，回家向父母報告偵察的結果，還當場挨了一頓罵。

10日那天放學回家，發現距離美麗島總部方圓五百公尺的地區都成了管制區，只要是重要路口都有警察站哨，人車都無法進入，想進入還要能證明自己真的住在裡面，而我只是一個國中生又沒身份證，拿什麼證明啊，只好繞遠路尋小徑，想方設法鑽回自己的家。父親告訴我們市政府要求所有員工提早下班，機密文件一概鎖入保險櫃另行保存。

晚飯後在庭院與鄰居閒話家常，突見一隊全副武裝的憲兵向大同路急速「轉進」而來（當年的國軍不會撤退只會轉進），然後迅雷不及掩耳的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了一個制服警察。幾分鐘後「台灣人出頭天」、「大家做伙來打拼」的女聲透過麥克風由遠而近不斷傳過來，接著就是一輛宣傳車和零零落落擎著火把的遊行隊伍，那個火把的竿子似乎就是幾天前上學時看到躺在臨近的萬林木材行一角的那些，這是我第一次看過沒有槍兵、樂隊、旗隊、花車和蔣公遺像也不是「雙十節遊行」的遊行，隊伍參差、口號凌亂不過百餘眾，由瑞源路轉大同路向美麗島總部而去。

隔天官方宣稱軍警面對暴徒「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有183人受傷，民眾則無人受傷。原來自己成了「叛亂事件」的見證人，只是相片中手無寸鐵的憲兵和我目睹荷槍實彈的那群似乎處在平行時空，幼小的心靈納悶著不過幾輛宣傳車、幾十隻火炬和上百個沒有紀律組織的烏合之眾在街頭散個步、喊個口號，居然就可以顛覆中華民國政府。

從小我的文科成績一向勝過理科，在背誦方面更出類拔萃，自詡是能夠在半小時內就背完「蔣公遺囑」的「天才」，當時覺得讀法律系當律師「為民喉舌」、「維護社會正義」，似乎是我此生命定的歸宿。但是美麗島事件後，台灣人民目睹不少法律師一夕之間成了叛亂犯，再加上翌年林義雄律師家中的血案發生，更讓我父母產生了「孩子讀法律、父母就等著送牢飯」的恐懼，認為還是當個醫生賺大錢比較妥當，可憐的我從此由文組被硬生生的轉成「三類文組」，最後淪為「一日生科、終生科科」的下場，算來也是美麗島事件的間接受害者。

四、還好，我晚生了幾年

我高中就讀高雄中學，我的母校從二二八事件開始就數度被白色恐怖清洗，所以當年我們的學生自治會已經被解散了三十多年了。學長同學們的口耳相傳中，有不少老師曾在半夜被請去喝咖啡，最後都是由王家驥老校長保出來的。

雄中三年，只有教公民的蕭耀轟老師用很難理解的廣東官話告訴我們，二二八時期老學長許水德等人拿飯糰給躲在第六棟樓的外省老師們吃，卻沒有任何師長告訴過我們第一、二棟牆上的彈孔是怎麼來的，當然不可能提及二二八雄中自衛隊的事蹟，更不可能告訴過我們美麗島事件的鎮暴車和憲兵是從雄中校園開出去的。一九八零年代的高雄中學據說是以「自由學風」聞名遐邇，但是所謂的「自由」大概就是學生可以「自由」的玩、「自由」的讀書、偷偷的「自由」的談場小戀愛吧。然而，該有的洗腦課程絕對不會少，所謂的「自由」是存在於學生的腦袋而不是老師的教材。

當年我們進出雄中校門，第一眼見到的是教官，最後一眼也是教官。教官除了負責軍訓課程、學生的遲到與否、缺曠課、服裝儀容、整潔秩序外，還可以恣意搜查學生的書包，而思想監控、遏止學潮更是是教官的主要任務。

軍人的天職是習得克敵的本領，在戰場上奮勇殺敵保家衛國，國家把訓練有素的軍官放到校園裡面等於是將學生當成國家潛在的敵人，需要有人隨時監控捍衛。學生上學遲到、頭髮長了一點、白步鞋多了一條有顏色的槓、衣服沒有扎好、大盤帽忘了帶，這等芝麻大小的事跟國家安全何干？當年班上同學們經民主程序決定把班名叫做「Utopia」（烏托邦），卻被教官以名稱不妥退回，後來又決議要改成「藍星」，卻被斥責為思想有問題。拿槍桿子的到拿筆桿子的地盤講意識形態，我完全不能理解教官為何可以如此越權。

因為內心太過忿忿不平了，高中三年的週記幾乎都是在引經據典希望「教官退出校園」，最後班導終於忍不住的將家父請到學校溝通，告誡他如果早個幾年，你兒子一定會因為思想有問題被關進大牢。

所幸1987年蔣經國宣佈解嚴，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群育評語」上的「偏激」對一個人有甚麼影響，成了我心中永遠的謎，而我的父母也終於可以不用擔心我會因為思想有問題而鋃鐺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