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的應然VS.女性史的實然──慰安婦課綱必須反映研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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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爭議自去年開始出現戰火,表面上是程序違法與學術教育專業問題,隨著抗議主體從學界教授延伸到高中校園師生,透過社群網路媒介不斷串連,遍地燃燒。相對於去年「太陽花運動」的一致對外(反中),這場反課綱運動,實質上可說是近年來最大一場台灣歷史記憶詮釋的「內戰」。甚且有年輕生命為此殉道犧牲,舉國震撼同悲。

其中,「慰安婦」的課綱敘述,現行101版(98版無此項)中性陳列史實名詞條目,並無寫自願與否,微調版則加入被迫的動詞形容,違反課綱敘述原則,成為爭議焦點之一。兩版主導者都是王曉波為首的檢核小組,理應無教育部對外宣稱的史觀對立問題,但新課綱更動之多,根本已非微調,甚至還被評為「親中遠日」,極力縮減日本影響放大中國因素,王本人也毫不諱言是要幫國民黨建立「國家目標」加強凝聚力以助大選,回歸「一中」[1]。更自居道德高地,睥睨指責質疑者若容許自願說法是侮辱台灣慰安婦的阿嬤們[2]。加上馬英九總統曾多次為了慰安婦問題親上檯面,屢屢對外誇口如何關懷阿嬤們、協助赴日打官司要求賠償,甚至將此議題列入「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的活動重點,宣布設立台灣第一座「慰安婦紀念館」,受到媒體高度的關注。慰安婦問題,除了女性人權層面的討論,國際上通常連結到日韓兩國的民族主義對立與外交紛爭,在台灣則儼然成為歷史內戰的重要據點,不啻為強烈對比。

事實上,學生對於課綱的證據質疑才是符合目前慰安婦研究的現況:容許多樣性的存在。亦即,有人是因為生活所逼從娼而後志願從軍做性交易(軍妓),也確實有很多人是遭親人出賣或無良業者誘騙簽約,無法脫身而被迫提供性服務(人身買賣/性奴隸),很難一概而論,加深賠償立法的困難。但日本軍做為慰安所制度的運作管理者,不論是透過民間業者斡旋買賣或軍警違法強制擄人,日本政府都有一定的責任。

慰安婦本身的意願根本是個假議題,與什麼親日抗日史觀無關,王曉波等學者若還停留在道德批判層次,不僅是知識的落伍與怠惰,更只會激發社會對立與雙重標準的互責:日本時代有「從軍慰安婦」,中華民國有「831軍中樂園」,一樣蹧蹋女性人權,為何後者是愛國獻身的性工作者,前者就等於飽受異族凌辱的性奴隸?(參考管仁健〈她們是因愛國才來當軍妓的嗎?〉[3])馬總統慷慨激昂說他「死也不相信慰安婦是自願的」,馬上就有一些時代見證人跳出來說「當時的人大多知道有那款艱苦的賺吃查某」,主客觀經驗判斷的對立,永遠平行沒有聚焦。

90年代女性主義風起雲湧,開拓了許多女性史議題,促進慰安婦「歷史的再發現」。不同立場主張的聲援者紛紛投入研究,二十幾年來爭議不絕,但基本上已經達成部分史實的共識,也不斷在修正彼此的見解。例如國內慰安婦聲援團體常引用的千田夏光(號稱第一本專著)、吉田清治(強制連行的見證)著作,前者已證明為資料的誤讀,後者則純屬虛構。最近的實例則是去年8月《朝日新聞》的慰安婦報導更正特刊[4],由於「強制連行」與「女子挺身隊」=慰安婦的錯誤敘述牽動「20萬性奴隸」的認定,聯合國人權報告曾據此發表對日勸說,日本國內輿論大嘩,至今究責爭論不斷。但中韓相關報導都避重就輕,加油添醋歸因於日本右傾保守勢力坐大,逼使「日本的良心」《朝日新聞》屈服,這實在離事實太遠了。

透過秦郁彥等實證史學者的努力,許多激情指控得以有冷靜自省的機會。日本右派藉此指控韓國慰安婦支援團體「挺對協」扭曲事實,雖然不是憑空而論,但讓挺對協號召者尹貞玉教授投入運動的「挺身隊傳說」(參加者會被抓去當慰安婦)其實正反映了殖民地女子的恐懼與悲哀,隨著運動時間拉長,真相才逐步浮現,並非初始就造假。

同樣地,左派聯合抗議者嚴厲指控日本政府一開始企圖推卸責任(民間業者非官方),後來經由吉見義明教授發掘史料、鐵證如山才賴不掉,這樣的說法亦有偏頗,因為許多證據的出土是伴隨著運動的展開而入手,官方觀點也是後來才慢慢修正的。否則何必大費周章請專家進一步調查?

女性主義理論的「應然」不該扭曲女性史追求的「實然」。日韓雙方爭執多年的教訓就是回到事實與證據來談,道歉與賠償也必須立基於此。婦援會作為台灣慰安婦資格認定與公式支援組織,必須自我修正對日本知識界「左善右惡」的偏見,理應公開回應這些最新的研究發展,而非讓錯誤認知不斷在台灣社會發酵,不僅對於運動目標毫無助益,也成為這場記憶內戰據點慰安婦課綱糾紛的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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