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負勞動與家務責任的東德「現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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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分裂成向資本主義陣營靠攏的西德,以及向社會主義陣營靠攏的東德。兩者間的差異當然不只反應在政治層面,也在於社會與文化層面,例如性別角色。

戰後職場中「男性歸來、女性退位」的現象不只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同陣營的西德。這時的女性「模範形象」被設定為只要負責料理家務與照顧兒女的家庭主婦,工作則交給男性負責。成為家庭主婦甚至被塑造成一種優越的形象,表示丈夫一人的薪水便足以負擔家庭開銷。即使女性自願外出工作,依據西德法律規定,直到1977年以前,妻子都需事先獲得丈夫的許可。也因如此,直至接近兩德統一的1986年,西德的職業女性比例仍僅有50.3%,反觀東德同年的職業女性比例已高達91.3%。

西德與東德僅有一牆之隔,職場中的性別角色卻是兩樣情,甚至早在1950年代就有大量的東德女性投入工作。只是,造成這樣看似性別平等結果的,並不是東德社會對於性別議題的關心。基於東德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本來每個人就都肩負了創造集體利益的責任,而戰後初期在柏林圍牆尚未築起時,大量逃往西德的東德人口更造成了其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棘手的是,此時的東德不僅正在進行戰後重建,更在與西德進行實力較勁,因此所有能投入勞動的人口都極為可貴,不論性別。

我們因此可以說,東德之所以有大量的職業女性,是因為社會缺乏勞動力,並不是因為東德的職場性別較平等。甚至可以說,東德的職場是性別不平等的,因為當時即使有大量的女性勞工,她們晉升的管道卻受到了限制,無論在政府機關或是民營企業,管理階層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此外,女性所從事的也多是當時認為較「女性化」的職業,例如護士與老師等,而縱使夫妻都有工作,家務重擔仍落在妻子的肩膀上。換句話說,東德女性同時肩負了勞動與家務的責任。

然而,雙重重擔壓在女性肩上的結果,就是導致生育率下降,而這反過頭來又可能導致未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有鑑於此,東德政府便開始鼓勵生育,並降低職業婦女的工作時數,例如1972年育有三名子女的女性,每週得工作40小時,此標準於1976年降低至育有兩名子女的女性。此外,東德政府不僅發給生育獎金,還廣設托兒所,希望女性在生產後可以進快回到職場,這使得東德成為當時全球托兒所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當時東德的托兒所從早上六點營業至下午六點,涵蓋了多數勞工一天完整的工時,而費用由政府全額補助,父母只需負擔子女的餐費,這大幅增加了父母願意將子女送到托兒所的意願:1955年只有不到一成的孩童被送至托兒所,至1980年代已有超過八成的孩童被父母送至托兒所。顯然,東德政府的政策奏效了。

女性勞動的普及化反過來影響了人們對於「賢妻」的印象:只需料理家務與照顧兒女的女性在西德被視為清閒的「少奶奶」,在東德卻被看作苦命的「黃臉婆」。儘管這表面上的性別平等始於東德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仍使這樣的女性形象成為了當時「現代女性」的標竿,而這也不是沒有好處:女性的視野因為工作而更寬廣了、獨立性也因為有收入而增加了。此外,從數據看來,東德女性從事醫師、法官與公務員的比例也確實較同時期的西德高。對此現象,德國作家安娜.康明斯基(Anna Kaminsky)就在她的著作《東德女性》(Frauen in der DDR)中提到:「要在東德成為一名現代女性,你不僅要有全職的工作,還要繼續進修,以持續活躍於職場。此外,你還必須熟稔家務、善於下廚。對於子女,你必須是溫柔的母親;對於丈夫,你不僅幫他分擔了工作,還必須是體貼的妻子。」

儘管當時的東德女性未能完全擺脫家務,但就女性投入職場這點而言,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確實走在趨勢的前頭,著實搭了一趟順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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