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權讓日本右傾化了嗎?─「政治的收縮」與日本社會今後的走向(下)

友善列印版本

1960年的被動革命

「日美安保反對鬥争」,是日本史上最大也是最初的大規模大眾運動。從1959年3月,日本社會黨、原水爆禁止國民會議(譯註:1954年開始的反核武試爆運動)、工會的全國中心「總評」等團體於組成「阻止安保改定國民會議」開始,到安保條約的修正自動生效的1960年6月為止,期間抗爭不斷。

帶動這場運動的是以總評為首的工會,加上學生運動與社區運動,動員了數百萬人。這場運動雖然是1950年代的反基地運動、反反動教育、反治安法制等各式各樣的運動匯聚而成,但這場運動能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其關鍵並不一定是安保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民眾對於當時首相,安倍晉三的祖父岸信介的反動、守舊態度感到反感,才是這場運動能有高度向心力的關鍵所在。從而可以看到這場運動,在1960年5月20日眾議院強行通過後迅速擴大,就是因為強行通過被民眾廣泛的認為是「破壞民主」之故。

以1960年6月19日條約自動生效和7月19日岸內閣總辭為契機,運動迅速地走向尾聲。當時大部分革新陣營的知識份子與運動者,都確信在即將來到的國會改選當中,這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一定會成為革新陣營的支持基礎。但在同年11月20日的國會改選中,卻是自由民主黨獲得勝利。

自民黨勝選這種「政治反動」的結果,其原因當然也包括了革新勢力這邊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反動」之所以可能,倒不如說保守政治方進行了主體的轉換,才是主要原因。

在安保鬥爭的過程當中,自民黨內部的霸權轉換了。岸信介身邊的戰前守舊派,隨著岸內閣總辭而失勢,後繼的總理池田勇人、大平正芳、宮澤喜一等被稱為「經濟成長重視派」的勢力抬頭。他們並不認為安保鬥爭是「共產主義者的煽動」,將之理解為針對岸信介身邊保守派霸道、反民主的作法而來的批判,進而在承認日本憲法的價值觀已經紮根於民眾心中的情況下,不尋求修憲,而是採取以日美同盟為基礎,重視未來經濟成長的「低姿態」路線。

11月改選中自民黨的勝選,就是此一「低姿態」路線降低了社會運動的向心力所帶來的結果。就此發動安保鬥爭的革新勢力,確實是成功打倒了岸信介所代表的戰前型保守政治的統治手法。但另一方面保守政治方則透過支配階層內部的霸權轉移,捨棄了反動的統治手法,改為集中於重分配經濟成長所獲得的資源,進而推動穩定的統治。如此一來,若借用葛蘭西的用語,即是完成了「被動革命」。

緊接而來的是從1960年代開始,到政界版圖開始重整的1990年代為止,自民黨建構了以日美安保體制為基的一國和平主義,實現經濟成長的「安保繁榮論」作為意識形態基礎,以「企業支配」(譯註:企業的受雇者不支持左翼政黨,而支持保守派的自民黨)與「開發主義政治」為兩輪的多元支配體系。

透過爭奪單一選區內的複數席次,各派閥在黨內展開激烈競爭,因而比革新勢力更深入地發掘、回應公民社會中各階層的要求,用以交換民意的支持,開展無數這樣的支持網絡,建構軟性的霸權體制。「族議員」(譯註:指為特定利益團體如建設業、運輸業等代言,對相關部會有影響力的議員)與官僚網絡基於「絕對不會政黨輪替」的保障,穩當地發揮作用。這才是自民黨能夠長期一黨執政的原因所在。

新霸權的重組與困難

即使如此,進入1990年代後,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來臨,至今的穩定基本盤慢慢地衰退。接續的是基於「政治改革」所導入的小選區制,自民黨有必要進行對應的組織改革。雖說自民黨從1993年的政界重組即啟動了改革,卻因一直以來的系統過於強大,反倒成為導致改革艱難的絆腳石。

90年代的自民黨-社會黨政權和2000年代的自民黨-公明黨政權,都是透過聯合政權延續執政。深究其中,90年代黨員有350萬人,2000年代則遽減為100萬人,2012年國會改選時則減至78萬人。事實上2012年的改選,自民黨雖然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比例代表制的政黨票得票數,卻比被民主黨奪走政權的2009年還要少。儘管低投票率帶來自民黨的大勝,對黨的向心力卻一路下滑。

1990年代,自民黨透過聯合政權總算維穩其執政地位。2001年透過派系談判的成立,不受歡迎的森內閣總辭。其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小泉純一郎當選總裁並就任首相,擊敗由黨內最大派系提名,且原本被認為篤定當選的橋本龍太郎。小泉是自民黨有史以來第一位不經由派系角力,而由黨員投票直選的總裁。

小泉以「破壞自民黨」為口號,藉由推行新自由主義瓦解自民黨過往的基本盤,將基本盤的組成從地方轉換為都市中產階級。小泉的民粹主義策略瓦解自民黨向來的利益政治,隨後接續推行以自由化為主的政治改革。然而,民眾的不滿由小泉的改革造成的社會不平等與地方衰退而起,且衝擊了後繼的安倍晉三,隨後安倍、福田、麻生相繼擔任首相,最後將政權拱手讓給了民主黨。

成為在野黨正是自民黨改革的好機會。比起綁手綁腳的執政黨,在野黨在黨內的世代交替與重新建構主流戰略等方面,都更有施展的餘地。可是隨著小選區制趨於穩定,派系漸漸衰退,如以往多元的黨內競爭不再,以右翼意識型態凝聚而成的基本盤變得越來越小。只是不斷重複右翼的口號,靠著民主黨的失誤進行政治鬥爭進而重返執政,為了長遠計,由黨內智囊所構想的黨務改革到最後仍未實現(註7)。

以前的自民黨就算派系鬥爭不斷,具有中長期規劃視野的黨內智囊仍然主導了黨務改革。1960年為了與日本社會黨的成長相抗衡,以石田博英元勞動大臣為中心,瞄準了在高度成長期下增加的勞工選票,曾嘗試制定了自民黨的《勞動基本憲章》(労働基本憲章);80年代中曾根政權時,香山健一、佐藤誠三郎等反共自由派學者也進行了黨務改革的提案等等,都是著例。但是安倍政權當中完全不存在這樣的智囊。雖然對於個別政策的諮詢會議相當活躍,卻完全缺乏作為政黨的霸權戰略。

2011年左右,安倍晉三判斷自己已經無法在自民黨內重新掌權,甚至考慮去當時僅是地區性政黨的「維新之會」擔任總裁以重返政壇。地位下滑至此的安倍,還在總裁選舉的一般黨員投票中輸給石破茂。僅管如此,安倍依舊重返首相之位,憑著強大的執政黨搞獨裁,由此觀之,自民黨的統治機能已經大大地走下坡了。

結語

日本社會現在進行中的,並不是法西斯式的強化社會整合,而是分裂的擴大。為了與近年在日本社會抬頭的極右種族主義集團對抗,反種族主義運動也隨著安倍政權的興起更加活躍。從日本社會的裂縫當中噴發出的,在政治面的是煽動式的民粹主義,在社會面的則是與之對抗的社會運動。

在政治與社會的混亂狀態當中產出的極右反動政權,由社會面觀之,正是讓日本社會再次取回—就像以前60年代安保鬥爭有過的那種「民主」理念的機會。

從而以這股對民主的渴望,循著2011年阿拉伯之春和占領運動以降持續著的世界運動軌跡,與台灣、香港的佔領運動互相呼應,日本的社會運動或許就能克服一直以來的一國主義路線也不一定。

說到底目前日本社會興起的運動,其實並不是因為工會等社會團體的組織增強了。政治組織化的困難不只發生在保守政治一方,對於與之對抗的另一方也是同樣的難題。

1990年代日本社會黨消滅而生的政治互動空白,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能夠填補他的革新派政治進程。戰後日本支配結構的全面危機,以及其重組所帶來的混亂狀態,會將日本帶到哪裡去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目前還是個未知數。

(註7)此一自民黨的組織改革可參照:中北浩璽、「自民党政治の変容」(自民黨政治的變遷)、NHK出版、2014年。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