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與挑戰:對〈儒禍〉一文的一點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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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禍:論四書成為高中必修〉(載於貴論壇2012/10/10 )一文中,作者對儒家極具批判性的思維,相當具有啟發性。我雖然同情的理解(empathy understanding)作者反對將《四書》列入高中必修教材的看法。但卻對他的論述與批評抱持某種程度上的保留態度。

作者在此文中對儒家強調個人道德,使得人治大於法治,治亂之分持續千載的現象有相當尖銳而擲地有聲的批判。其論述邏輯整體來說,契合了當代「共和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羅爾斯式憲政自由主義的批判」。也就是,當一種「去政治性」的政治制度得到確定以後,我們如何誠實的面對自我?如何在理性、科技與知識前導的當代政治裡面,對私領域的、情感的、價值的區域進行思考並追求共識?

對作者來說,唯有以一種新的「文化認同」與「國民品格」,方才能創建當代社群主義與共和主義心中,一個嶄新的、真實的「命運共同體」或「共和」。透過這個路徑所建構的民主與自由方才能避免「認同危機」,成為真實的民主與自由。在台灣,其具體的實踐即以「去殖民」為方法,重新確定「台灣歷史與文化的主體性」,並將之使用於反抗中國文化(儒家文化)的殖民。

儒家在此文中被視為「儒禍」。作者認為,其奴役的非制度性思維終將成為極權統治的沃土。但我認為這種論述邏輯不僅將儒家思想「淺碟化」,更將原來大眾對此次教科書事件的認知與批判,從對「現行制度(違反憲法強調的價值中立與意識型態的平等)」的牴觸,在作者有意識的引導之下,提升成對「單一價值(儒家意識形態)」的批判。

然則,這種以「減法」而非「加法」形塑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很容易形成新型態的「文化沙文主義」,並且在去除「中華文化帝國主義」的「殖民舊霸權」後,卻同時重新建構了「台灣文化帝國主義」的「新霸權」,其最終將排擠並邊緣化現存於台灣社會當中的「多元文化」。

當台灣還是一個高度分裂而無共識的社會狀態時,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或者說「暫定協議」會是必要的。在美國,這個「最低限度的共識」是憲法;在台灣,它可以是憲法(可能還是有爭議的)、習俗或常民的樸素道德直覺。

今天這個教科書爭議原來的癥結點,並不在於儒家本質上的負面內涵。而在於未經審議的、沒有共識的、不具民意基礎所賦予正當性的「儒家教材」,不是現行台灣社會對「公民教育」的認知,具高度民意的「最低限度共識」。

當特定政權(馬政府)以特定的意識形態(四書中的儒家思想)強推其為台灣版本的「公民教育」時,此舉不僅已經違背了「憲法的立國精神」以及「憲政主義的價值中立原則」,更重要的是此政策並沒有適當的「審議」與「民意基礎」。

我當然極力推崇「台灣歷史與文化的主體性」,作為「公民教育」的主要精神。但我所期待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海派的、具多元氣質的、能夠容納中華文化、日本文化、甚至美國與東南亞文化,所形塑出的「台灣特有種」。貿然地以不具共識的、沒有民意正當性的、自我想像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塑造成高度排他的「文化沙文主義」不僅會使得其內容乏善可陳,更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儒禍〉一文的作者,沒有在「多元文化」的概念上去理解一個具無限可能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反而試圖操作一種「敵友辯證」的策略,試圖將打倒「中華文化帝國主義」,視為「台灣文化帝國主義」的成功。某種程度上,這種「台灣文化沙文主義」與當今政權的「中國文化沙文主義」並無二致,觀者不可不慎。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