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能的政府又準備將大學學費調漲了！

今年三月才經學團抗議而凍漲的學費，沒想到這次政府想要藉由「常態性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專案小組」(註1)的背書來調漲學費。但光看這個小組的組成，各校大學代表/校長和官方代表就佔了1/2以上，明顯地已經預設了調漲學費的結果。而且，還要在學生期中考時舉辦公聽會(註2)，擺明了就不想要讓學生們參與，讓人不得不懷疑政府想要廣納民意的誠意何在？

另外，可惡的是無能政府公聽會手冊(註3)中所述，表現卻的是那一付不知人間疾苦，枉顧社會現實，堅持要調漲學費的姿態，實在令人看不下去！

政府不願說的社會現實：高學費、公務員調薪3%、油電雙漲

10月28日，大批勞工團體成員穿著「幹」上街抗議混蛋政府，但是抗議得超無力；讓許多勞工的支持者，心中莫不幹聲連連！

「幹」，看起來、聽起來都是一個非常低俗的字眼；然而，這個字也是國民黨政府過去獨尊「國語」污名化台灣語言政策下的受害者。講北京話的人可以說「屌」，台灣人不能說「卵鳥」；講北京話的人可以罵「肏」，台灣人不能說「幹」。

同樣的字義，北京話顯得更為粗糙與骯髒，但就只有台灣語言的字彙是負面的意義。這也正如過去國民黨禁止方言的政策一樣，講客家話、台語的學生會被處罰，但講浙江方言、上海話的學生卻沒事。請問，這是哪門子的雙重標準？

「幹」是反抗的語言

三、必須探討《政治的概念》

在（和當今台灣一樣）風雨飄搖的威瑪共和時期的施密特，1932年的出版行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政治的概念》一書。在一場圍繞著憲法進行的現實政治鬥爭當中，施密特的論點對於思考台灣這個大有問題的「國家」而言特別重要。

《政治的概念》劈頭第一句就說：「國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為前提。」易言之，政治概念不等於國家概念，而且政治概念比國家概念更為根本。當國家的概念含混不清時，釐清政治的概念至關重要。

什麼是政治的概念？施密特說了句簡單到讓人昏倒的話：「政治（的概念）就是劃分敵友。」他的論證也很簡單：道德（的概念）就是劃分善惡、審美就是劃分美醜、經濟就是劃分利害，那政治當然就是劃分敵友。這種觀念上宛如說文解字的照樣造句、現實中彷彿小孩打鬧（我們跟你不是一國的喔！）一樣的說法，怎麼會搞得二戰後歐美一代又一代的大哲學家爭論不休？

但試問：這很簡單嗎？台灣做得到劃分敵友嗎？台灣的問題不就是無法劃分敵友嗎？劃分不了敵友，國家如何存在？

〈緣起〉

筆者在1974年投入石化相關產業工作職場，退伍後參與原油煉製2年，旋即轉進石化產品製造32年生涯，退休後卻在輕油裂解最末端產品中提煉原料再利用領域服務，有生之年見證了台灣石化工業發展軌跡、也發現從業人員驚人的技術成長心路歷程、更觀察到石化企業家戰戰兢兢永續經營的決心，他們隨時在鞭策自己對國家社會責任的努力與奉獻，我等何其有幸，能夠加入石化列車為台灣關鏈產業貢獻棉薄之力。

〈見證〉

回憶畢生走過的石化職場，總是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在70年代政府推動的十大建設石化工業，讓許多相關科系人才得以學以致用，在這個大舞台共同為台灣新生產業注入巨大的活水與能量，造就了數以萬計的從業專業人才，讓我們許多普遍貧困的家庭，能因在努力工作及公司賺錢的互利下，大大改善生活品質，若果沒有石化工業帶來的榮景，我相信類似我的許多伙伴們，還是處在窮困的邊緣人。

〈紛爭〉

晚近台灣二大石化體系負面消息頻傳，雲林麥寮台塑工安意外、中油五輕去留及國光石化選址不當，引起媒體大量報導，直接波及石化產業變成過街老鼠的窘困，每每在電視或報紙揭露事故現場火爆場面，內心難過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曾幾何時它變成人人喊打去之而後快的產業？

二、《憲法的守護者》？ 

為了因應納粹黨崛起的新形勢，從1932年6月起，威瑪共和政府不斷重複進行三件事：

一：一再找希特勒協商；

二：內閣討論是否實施「緊急狀態計劃」；

三：總統一再拒絕（進一步的）「緊急狀態計劃」。

什麼是緊急狀態計劃？

簡單講就是：解散國會，並讓總統動用威瑪憲法48條的「緊急專政權」，推遲國會改選，趁沒有國會的時候，由總統主持修憲。

近日應朝鮮大學邀請前往韓國光州演講，再訪韓國，分享心得如下：

當我們還在吵「機場不夠好」的時候……

仁川機場超越桃園機場甚多，這是去過的人都知道的事情。當我們還在煩惱手推車不好推、機場設施太差、牛肉麵價格太貴時，仁川機場已經把全線巴士與地鐵交通都做好了。

我選擇搭巴士前往金浦，走出機場就有售票亭，外國商務人士常搭路線，就在出口正前方，不需特別尋覓。票價設定為7000韓元（約台幣200元），整數紙鈔，不用找零，對大包小包的出關旅客，最是方便。車票設計成小雜誌的封底，一定得看、一定得拿。瞬間變成發行量大、閱讀率高、觀眾購買力強的強勢雜誌通路，大收廣告費！當我們政府「拼什麼、倒什麼」的時候，他們用商業體系去永續經營。

當我們還在努力增加「兩岸」交流的時候……

一、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滅亡

被納粹崛起搞到兩面不是人的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

1932年的威瑪德國和現今的台灣挺像：經濟風暴剛過、失業人口不斷增加、以及國際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而同時，在憲政體制底下，人民也享有各種基本權利的保障，社會呈現多元主義的表像。幾年前才推出扛頂之作《憲法學說》（1928）的法學家施密特，前一年才剛把過去的演講論文《憲法的守護者》（1931）擴充成專書出版，是年又將過去的演講論文《政治的概念》（1932）擴充成專書出版，並附上了另一篇報告論文擴充成的附文〈中立化與非政治化的時代〉（1932），並在同年出版《合法性與正當性》（1932）。

施密特何許人也？

美國總統大選已進入最後一週的肉搏戰。各項民調都顯示，這場選戰勢均力敵，甚至可能出現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贏得普選，而由歐巴馬拿下選舉人團票而驚臉連任的結果。十月裡四場的正、副總統辯論賽，對於炒熱這場大選功不可沒。

辯論賽為選舉創造不少經典名句。例如10月22日的第三場總統辯論，羅姆尼批評歐巴馬降低軍事投資，使得海軍艦艇數量比1916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要少。歐巴馬馬上反唇相譏：「州長，我們的戰馬和刺刀也減少了，因為軍隊本質改變了。」

此話一出，「戰馬與刺刀」立刻成為社群網站和新聞焦點，免費替歐巴馬打廣告。候選人在辯論賽中短兵相接，猶如羅馬競技場上拿刺刀打貼身戰的武士。

其實，美國總統選舉是一場耗費金錢，需要動用龐大選舉機器來操作的的馬拉松賽。從黨內初選開始，對參選人的吸金能力，群眾魅力和組織力，甚至體力都形成重大考驗。不過真正兩黨對決的氣氛，要到全國黨代表大會舉行時才能顯現。而候選人能不能通過國家最高統帥的考驗，總統辯論賽的表現成了關鍵。這次原本不被看好的羅姆尼最後和歐巴馬殺得難分難解，就是在辯論賽後翻身。

林益世被特偵組依貪污治罪條例的重罪起訴，表面上看似藍綠公平，但特偵組對於馬英九親信林益世的偵查，真的沒有放水嗎？

理論上，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二八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而目前刑事訴訟法通說，係認為偵查發動的門檻相當低，檢察官對於偵查發動也不存在裁量空間。換言之，特偵組一知悉林益世涉案，依法即應偵查，沒有放水空間。

但是，特偵組在週刊踢爆貪瀆案後四天，才傳喚林益世，給了林家有串供、滅證的機會，這使得本案一開始就註定今天的結果。

當陳啟祥向特偵組自首，媒體也踢爆有「一刀斃命」的證據時，特偵組第一時間竟然不是對林家和行政院秘書長辦公室搜索扣押，或以有湮滅證據與串供等理由將林益世拘提到案，而是出動高科技設備偵防，並以證人身分、深夜進入五星級飯店拘提陳啟祥。

所以，各界質疑特偵組對林益世慢半拍，是導致特偵組後來只能在金爐灰燼中查驗證據，在水池、化糞池裡撈錢的主要原因。這些戲劇性的動作，並不能掩飾特偵組的刻意失職。

特偵組為什麼不在第一時間傳喚林益世到案？他們的回應是為了遵守刑事訴訟法「偵查時不應先傳喚被告」的規定。這是以為全民沒有一個人懂法律！

馬總統，我這封信第三部分，要講的是教育：

3. 政府過去至現在錯誤的教育政策摧毀了台灣人力資源競爭力

要所有人都能念大學，這本身就是政府政策制定的嚴重錯誤。我們把許多未必擅長學習艱澀知識和從事學術研究的年輕人硬送進大學中，結果就是這些學生的實質學力程度不足以掌握大學裡的專業，就被要求成為大學生，使得大學教授與這群學生上下交相賊，授課教授不斷拉低課程難度，而這些學生通常也不真的具有學習熱誠，打工、玩樂才是他們大學生活的主軸，上課考試只求能取得學分應付了事。

這是許多「後段大學」的真實上課情形，許多高談闊論的政府官員和教育單位主管卻對這最根本的現實無所認知，怎麼可能制定出有效的教育和產學合作政策？

下場就是台灣有大量青年人口不僅沒有學習到足以應用在職場上或解決專業職能問題的知識，也創造不出實質的產值，如果與過去從高職五專畢業後立刻就業的年輕人相比，這群所謂的大學生實則足足空轉了四年還要再浪費一到兩年的時間去培訓他們的就業能力，等同我國有不少比例青年人口在他們人生的黃金時期中有四到六年的時間，是沒有替國家貢獻任何經濟產值的。

這正是廣設大學，破壞技職體系最可怕最嚴重的後果。

4. 政府單位制定政策和執行往往流於人謀不臧和脫離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