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六：台灣受雇人員薪資並未偏低，只是產業創新不足(這是老板懶惰守成或國內產學資源未整合成功造成的)或是接製造業空洞化的服務業未快速升級，以致受雇人員受困淺攤，薪資成長停頓。

因此，請不要用台灣受雇人員薪資偏低這個理由，阻止改革公務人員偏高的待遇。某位退休教授引用美國勞工局數據指出，過去十五年來，台灣單位勞動力成本持續在下降，跌幅將近一半，但生產力卻持續大幅上升，因此推論，不是公職人員薪資太高，而是台灣受雇人員薪資偏低。其實那是數字遊戲。

不管是單位勞動力成本或生產力皆會使用『產出』參數，然不同時期的產出變動通常不是由勞動力決定的(美國生產力成長年化也不過4%)，反而多由資本支出、技術變革、引進自動化設備、產業結構變化、海外生產分工或三角貿易租稅考量造成的。

台灣受雇人員薪資是否偏低，最公平的評估方式是與國際社會比較或是由受雇人員薪資與企業利潤的相對比例評估。過去十五年來，台灣受雇人員平均薪資由1996年3.66萬提高至2011年4.57萬，成長24%，經物價調整後成長確實少的可憐。

（編按：安哲秀在11月23日晚間宣布退選，進步勢力整合成功，安哲秀的政治實驗告一段落。）

跟美國一樣，獨立總統候選人在韓國相當辛苦。南韓自1986年盧泰愚發表民主化宣言之後，從1987年第十三屆南韓總統選舉起，連續五次的總統大選中，真正有份量，並且並非出於既有政黨政治體系的獨立參選人只有一位：鄭周永。他是已故的前現代集團總裁，在1992年與金泳三、金大中、李鐘讚一起爭取總統大位。

事實上，鄭周永最終仍舊是透過其兒子與現代企業的員工，組建了「統一國民黨」（後改為「統一人民黨」），做為其參與總統選舉的渠道。

因此回想三金後的韓國政治圈，在總統大選的層次上，政治人物跟本不可能脫離政黨政治的運作。

這也是為何此次安哲秀參選，如此受到矚目的原因。安哲秀是首爾大學融合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他不但沒有任何政治包袱，還挾帶著來自年輕族群過半支持的高人氣，並且而且宣示在競選過程之中，要與既有的政治勢力做出完全切割。

他宣示要拋棄舊政治，並以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社群網絡之簡稱）做為主要的競選手段。因此安哲秀在宣布參選時，便透過媒體要求自己在政治圈的朋友，不要出席記者會。

近來勞保破產危機引發的社會焦慮，有逐漸轉移為改革公保退休制度的呼籲。這種趨勢對公保退休制度合理化，以及改善政府的公保財務負擔，的確可能帶來正面影響。但無助於解決當前勞保財務危機，只是讓勞保問題失焦而已。

公保退休制度的部分優渥給付，如果重新檢討或改正，或可避免公保財務失衡，自然能減輕政府的財務負擔。但即使如此，不表示勞保財務得以因而改善，甚至不表示政府因為公保財務負擔減輕，就有能力承擔勞保虧損。因為勞保的被保險人約有九百萬人，而公保只有約五十萬人。兩者差距過大，用公保財務責任挹注勞保，其效果無異於杯水車薪。

所以公保財務危機固然需要解決，勞保財務危機更為嚴重，更需要檢討解決。其實不只這兩個保險制度需要檢討，其他軍、農保，甚至國民年金保險，恐怕都需要檢討。

檢討的重點至少有兩項。其一是過去精算的財務收支變數，因為經濟環境變遷，包括低利率等因素，是否已經形成如今收支失衡的結構性因素，因而必須重新調整。其次是過去精算的基礎，是根據當時所推估的人口老化與平均壽命。如今這些推估基礎是否應該要有所調整。尤其台灣近年少子化現象嚴重，這類因素都必須納入精算基礎，重新檢視。

西班牙，一個地理上相距萬餘公里、並在台灣人的國際視域中，所需付出之關注亦往往排在後頭的國家，其實不僅曾在航海時代有過一段被／殖民的過往，更在二十世紀不約而同地經歷了相似的命運。這個系列，經由一位旅者的眼光，將帶你看看西班牙、想想台灣，思索民主化國家如何面對獨裁的身世。

夏日午后，高達攝氏四十度的西班牙，我伴著台灣茶與烈日，放下手邊的《危險的民主派人士》（Pligrosos demócratas）。這是Zaragoza大學歷史系教授Alberto Sabio Alcutén於2011年出版的書。他耙梳1958-1977年間，所有反佛朗哥者（Antifranquista）的白色恐怖檔案資料後，仔細檢視西班牙的民主化歷程。

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國會正式通過「歷史記憶法」（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終結了西班牙內戰到獨裁政權之間的歷史爭議，也開始了我追尋體驗西班牙轉型正義的旅程⋯⋯

美國總統大選舉世矚目，候選人中國政策動見觀瞻的同時，中日兩國的釣魚台海外文宣戰火越燒越烈，不僅搏佔了許多媒體版面，也燒出了日本向右走的國際風向觀察。

9月底開始，陸陸續續有許多歐美媒體大篇幅報導日本右傾化的現象。例如，《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刊登了〈中國的崛起，讓日本「向右轉」〉的文章，指出日本的右傾化趨勢，自衛隊與憲法改正的可能極高，目前是二次戰後最具對決態勢的緊張局面。美聯社特別分析了安倍晉三回鍋當選自民黨總裁的選舉結果，自民黨重新執政的可能性極高，日本民族主義高漲，未來與中國的關係令人擔憂。CNN網站，也設置了日本右傾化帶給東亞區域重大影響的專題評論。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甚至直指石原慎太郎是右翼流氓(rogue of the right)，而日本媒體還不斷在煽風點火。

當然，認為日本右傾化的同時，也會平衡報導戰後日本和平憲法的背景，現在日本的改變只是從左向右轉而已，還稱不上帝國主義。著名的德國《法蘭克福匯報》（F.A.Z）甚至以社論明白主張，目前中國的所作所為與百年前的帝國主義無異，德國從帝國主義之惡學到了那麼多教訓，沒有理由不批判之。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要解決問題，要先認真弄清楚問題的本質，不然只會徒然無功。就我個人觀察，台灣社會對於現在的財政危機沒有共識，不同階層各說各話，甚至情緒漫罵。這對問題解決是很不利的。歐盟問題國家的債務是長期累積下來的，那些國家難道沒有鄂鄂之士，早在多年前就大聲疾呼一定要儘速改革？然而，最終問題還是演變到不堪的地步。台灣應該學到教訓。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蹉跎，危機不儘速週延解決，將面臨長期動盪，不在贏者圈內的多數人，會像蔡英文女士在「面對台灣財政危機」文中提到的，貧窮問題愈形嚴重，而且代代遞延，讓後代子孫淪為難以翻身的「貧窮世代」。

因此，有識之士應釐清危機下的事實，討論並修正，並強力對外界宣傳，以利形成社會共識。有強大共識，就不容漫罵掩蓋事實，也不容政府為討好選民或特定族群，提出治標不治本或治短不治長的煙霧彈政策。到底財政危機的關鍵事實是什麼？我不是專家，但我願拋磚引玉。

事實一：改革必需是全方位，若只針對局部，無法解決問題。

史明的人生風景在他九十多歲高齡貫穿的視野裡，是巨大的，也是孤獨的。
 

一九九O年代中，我曾以在台北車站月台相遇的經歷寫了《革命的教養》，談了他較少被描述的印象。那時候，我剛卸任台灣筆會會長（1993-1994），繼任的是詩人、翻譯家李魁賢。為了讓史明認識李魁賢，我提到李魁賢致力譯介德語詩人裡爾克的事。因而兩人交談了裡爾克和有關文學書籍的出版與閱讀。那篇文章的結尾，我這樣描述史明：「滿頭白髮，一身牛仔裝打扮的Ｓ先生，在談到裡爾克時的光彩，不遜於他談台灣的國家、民族、社會視野的光彩呢！」

2012 美國大選結果歐巴馬獲得連任，但與四年前相比，總票數少了近一千萬票，選舉人票也有顯著減少。民主黨在參院驚險維持多數，眾議院則還是共和黨的天下。這個狀況重演 2010 年美國期中選舉之後的政治狀況。但由於此次選舉明顯表現出歐巴馬人氣下滑的趨勢，他在未來四年將面對更具挑戰性的府會關係，內政與外交所面對的阻力會更為巨大。

有人說這次選舉的主要議題是經濟，這也是共和黨挑戰者羅姆尼陣營希望的結果，意即這次選舉是對歐巴馬四年主政期間經濟政績的總評價，特別是民調顯示美國民眾認為羅姆尼比歐巴馬有辦法處理經濟問題，但結果卻是歐巴馬獲勝。這也顯示歐巴馬陣營將此次選舉定義為「羅姆尼是否適合擔任總統」，並質問「誰能在經濟艱困時期照顧一般大眾需要」的策略是成功的。

當然美國民眾也認為美國之所以會出現金融海嘯，與小布希總統時代放任華爾街大亨掌控美國財政與經濟政策的作為有關 ( 小布希第二任時就任命高盛投資銀行總裁鮑爾森 Hank Paulson 為財政部長 ) ，應再給歐巴馬時間去清理這個破碎且不公平的社會經濟體制。

為什麼說得這般｢肯定｣？筆者願意提出以下分析，拋磚引玉，和各界一起討論。
 
首先，中共以黨領政的體制依舊未變，黨內雖然長其存在派系，但是他們的紀律遠比國民黨嚴明，而且自江澤民以來就是集體領導，也就是決策講求內部各派系的同意與妥協。在這種決策環境下，習近平當家是出任集體領導的主持人，決策必需聽取其他六位集體領導團隊的意見，決策既定，就是集體的意見，比起國民黨更能一致對外。
 
反觀馬英九的做法是黨、政合體，但是國民黨或是馬政府的領導階層是容不下其他不同意見，既然不願意包容，就絕無法產生｢集體的意見｣，最後的結果是：黨或政府所作出的決定，只是馬總統或馬主席的意見，有不同意見的其他人就選擇做壁上觀，並不會樂意全力配合執行。
 
其次，了解習近平的出身背景，就知道他從年輕時就懂得在政壇上刻意保持低姿態，展現親和力。習近平小心翼翼地營造個人從政本錢，許多自許為中國改革派人士都宣稱與習近平關係良好，習近平卻沒有在過去從政時輕易顯露他激進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