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但巨大的形象 － 左翼、台灣民族主義旗手、革命家、流亡者史明

史明的人生風景在他九十多歲高齡貫穿的視野裡，是巨大的，也是孤獨的。
 

一九九O年代中，我曾以在台北車站月台相遇的經歷寫了《革命的教養》，談了他較少被描述的印象。那時候，我剛卸任台灣筆會會長（1993-1994），繼任的是詩人、翻譯家李魁賢。為了讓史明認識李魁賢，我提到李魁賢致力譯介德語詩人裡爾克的事。因而兩人交談了裡爾克和有關文學書籍的出版與閱讀。那篇文章的結尾，我這樣描述史明：「滿頭白髮，一身牛仔裝打扮的Ｓ先生，在談到裡爾克時的光彩，不遜於他談台灣的國家、民族、社會視野的光彩呢！」

長期在海外流亡的史明，那時候剛回到他魂牽夢縈的祖國台灣不久，風塵僕僕地在全台各地演講，宣揚他的理念並引領他的獨立台灣會運動。將近二十年了，史明依然孜孜不倦，身體力行於他的革命志業。相對於經由選舉、追尋民主化的一般政治改革運動人士，進入體制而被某種意義的欺罔形式吸納，他的特立獨行，終生不悔，不改其志的台灣獨立國家感情歷史，更顯現其孤高風格。

從一九四O年代中期，終戰前後，展開人生之旅的史明，曾因懷有當時期有社會意識的革命青年的左翼思想，去了國共爭?的中國。但中國共產黨的光影很快就像被他看破手腳的中國國民黨一樣。他回到台灣，卻不得不又在政治高壓的時代氛圍中流亡。日本成了他的流亡基地，在那裡他在經營餐館的辛勤忙碌之中，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為他的歷史觀形塑視野，也奠定堅定的台灣民族意識。

作為一個左翼，他沒有像許多台灣的左翼一味地傾向共產黨中國，而進一步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旗手。在左翼被習慣性地道德化，而又有許多台灣左翼傾向共產黨中國，矛盾地成為中華民族主義，甚至中華帝國意識的搖旗手時，史明的行止，彌足珍貴，堪為典範。

台灣當然需要左翼，但左翼是在台灣這個政治基盤，亦即台灣這個國家的左翼。從左翼的歷史意識和社會意識來說，共產黨中國的過度巨大化和過度集中化是不符合政治發展所必須的權力倫理與社會責任考量的。

在共產黨中國已逐漸發展出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包裝的帝國主義形貌時，我們仍然看到一些標榜左翼，卻附驥於帝國主義掠奪性，在骨子裡信奉中華民族主義的台灣知識人。殊不知，社會主義成為民族主義的下位思想時，其真正的精神就消失了。

史明作為台灣民族主義旗手，是藉由歷史意識的形塑建構台灣主體性，讓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並行不悖，也讓社會主義能夠在台灣平衡戰後殖民台灣的國民黨中國的國家主義偏頗化盲點。

左翼的、台灣民族主義旗手史明，他的革命家和流亡者形影是因為戰後國民黨中國的殖民體制造成的。殖民體制的長期戒嚴，讓追求改變體制的史明不得不長期流亡在外。

他以日本為流亡基地，在東京一面營生一面實踐革命志業，既因為日本和台灣近鄰，也有特別的關聯；又因為他在早稻田大學求學的經歷。以日本為基地的史明，觸角遍及台灣留學生最多的美國，也觸及歐洲許多國家。

我第一次見到史明是一九八七年夏天在美國的麻州大學，風塵僕僕的他幾乎每年都會造訪的台灣人夏令營活動，那一年夏天，中國國民黨當局才宣佈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而史明回到台灣是一九九O年代初的事，黑名單仍未解除的時候。

解嚴，擬似自由化，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走入體制的選舉路線。回到台灣的史明，面對熱衷參與體制內政治權力的競奪現象，一定感到孤獨。面對右傾性資本主義化的台灣，即使自由主義者的彭明敏，雖然競選過「中華民國」總統，亦會有政治改革的抱憾。台灣的未完成革命，顯現在以台灣人當選總統的李登輝十二年和陳水扁八年的功虧一簣，不是沒有社會病理的。

史明是比李登輝和彭明敏略為年長的台灣精英，他們都養成於日治時代，具有不同於中國品性的文化條件，不只德語詩人裡爾克，許多近現代歐洲文學藝術人物和作品都是他們的時代教養。他們更多的同輩或先輩，或消失於二二八事件，或殉難於五O年代白色恐怖，或左或右，都是有那個時代所賦予的文化品性。史明以左翼、台灣民族主義旗手而成為革命家和流亡者是台灣知識人一頁光輝的歷史，他的形象是孤獨的，也是巨大的。

 
（註：本文轉載自蔡瑞月文化基金會2012文化論壇： 擁抱勞苦大眾的革命家─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