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次軍中的洩密案件來看，姑且不論洩密的全貌是如何？我們要談的是，為什麼常會發生這種危及國家安全事件？若說今天洩密者有錯，軍中教育體制是不是也要負一部份的責任？

洩密者心裡或許是受到了一些金錢、美色等不當利益的誘惑，但是他內心或許也自我辯護著：「我這樣做也是在為祖國統一的終極目標，略盡綿薄之力啊！何罪之有？」

背叛者很容易為自己犯下的罪惡找到藉口，如果這種人很多，那洩密的事件就會層出不窮，想防堵也防堵不了，況且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被發現的，難道沒有沒被發現的嗎？

您想看看，現在執政者，政策執行過度傾中，人盡皆知，連以飛彈對準我們的中國，現階段還可以熱絡到談未來、談交流！

其實談也沒有錯，知己知彼嘛！但談到不計代價、不問立塲、不顧口口聲聲要誓死捍衛的「中華民國」主權，這給人民的感覺是：只要中國願意談，就如天朝恩賜，凡事都可忍氣吞聲，連人家一個地方官員叫一聲「馬生先」，都能悶不吭聲、怡然自得，忘了總統代表誰了？

前三軍大學校長夏瀛洲上將說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這種所謂的「場面話」，台灣人民姑且不論談的內容如何，看到的是連起碼國家尊嚴都被棄守了。

此外，台灣部分退休將軍到中國聚集（或者說，移民），成了所謂的「將軍村」，這些領台灣人民辛苦的納稅錢的人，現在連錢都不願在台灣花，寧願貢獻給「祖國」。

2010年11月軍情局羅奇正上校交付台灣情報員名單給中國，同年2月情報局退伍上士張全箴替中國刺探軍情局機密文件。
 
2011年1月陸軍司令部羅賢哲少將把機密等級資料賣給中國情報單位。
 
2012年1月空軍作戰管制中心資訊官蔣上尉涉嫌將機密文件交給在中國經商的叔叔，轉交中國。
 
想不到這兩天驚聞，1985年與我一起入伍的軍校同學張祉鑫中校等幾位軍官，爆發涉入共諜案。
 

當這些媒體成為有錢人、財團和政客的打手之後，可怕的事情就開始出現了。這些媒體不只有些東西不說，有時候還會刻意錯誤地解讀數據誤導大眾(註19)。

在政治方面，財團會藉由政治獻金等方式扶植對自己有利的政治人物(註20)，然後藉由媒體來美化這些政治人物(註21)。人民習於接受媒體的觀點，沒有質疑，沒有思考，還把媒體給予的觀點當成自己的論點，投票支持媒體和財團所偏好的政治人物。當這些政治人物上台以後，就可以推行對財團有利的政策。甚至這些政治人物也不避嫌的在公司行號兼職擔任董事長等職務。

釣魚台紛爭並沒有隨著九一八過後而結束，雖然示威抗議狂潮暫時平歇，戰場卻從中國境內延伸到了海外，打的不是實質的戰爭，而是一場大規模的文宣輿論戰。

9月26日聯合國大會演講上，中國用「竊取」一詞指控日本偷走釣魚台。被人說成小偷，當然讓許多日本民眾非常反感。不同於以往行禮如儀的官方口頭宣示，聯合國演講結束後，9月28日，中國買下全版廣告刊登在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大報，積極強調釣魚島是中國領土。

同時，著名的紐約時報專欄評論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更引用台灣學者邵漢儀（政大國際法中心研究員）的文章論點，表達他對中國歷史主張的同情。由於紀思道（妻子為著名華裔記者伍潔芳）得過兩次普立茲獎，言論影響力舉足輕重，日本紐約總領事館川村泰久首席領事馬上投書反駁，隨後紀思道再刊登了日本學者西恭之「中國的釣魚島訴求自相矛盾」專文，以示公允。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儘管批判反日示威對日本企業的損害，但對於釣魚台的歸屬傾向認為是戰後沖繩返還後所遺留的曖昧問題，由於中日雙方歷史認識差異過大，提案設立海洋保護區。

瑞士報紙新蘇黎世報，則刊登德國國際法學者的見解，認為釣魚台在法理上確實屬於日本。

早年在1960年代台灣剛開始工業化的時候，當時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長，幾乎都能在台灣社會裡找到好工作。在那個時代，台灣的政治力量十分強大，戒嚴體制提供政治力量強大的保護傘。台灣的公司主要為黨國所經營的公有企業，如中油，中船等等。私人企業發展的空間並不大。

但接著，在各種國際情勢的影響下，台灣專制的政權逐步的解體，而社會運動也逐漸興起。台灣政治的開放降低了國民黨對於黨國經營企業的控制權，而私人企業在政府有意的扶植之下，也逐漸成為市場上的大宗。由於市場不穩定，只要稍有資本並引入國外技術，就可以在市場上成為不錯的公司。在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為了鞏固權力，選擇和商業及黑道結盟，開啟了台灣的黑金政治(註1)。台灣的私人財團開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

位在西門鬧區的媽祖廟，是阿嬤早晨固定唸經的地方，我自小就會被長輩帶著參拜，久而成習，想到就會前往一拜。那小小的廟宇有十個香爐要參拜，其中第十支香參拜的是幾尊很可愛的石佛，有去過鐮倉或京都的人必定對這些石佛特別熟悉，他們經常分布在寺院週邊的草地或參道上，拜拜時我一律稱呼他們為「眾神眾菩薩」。

「為什麼媽祖廟裡面會有日本佛像？」前幾日走霉運前往參拜的老婆回家後如此問到。

「他們本來就在那裡啊，第九號香的弘法大師還是日本人咧。」我隨意敷衍，理所當然的事情人們往往疏於求是。

從小我就聽父親說過，西門町的媽祖廟，本來是日本人蓋的「弘法寺」，名喚「弘法」，自然就是來自空海和尚一脈，信奉真言宗的佛教廟宇。戰後日本人離開，媽祖廟才遷進去。但問題總是環環相扣，西門町並不靠海，離河岸也有距離，那媽祖神像和民間信仰，又是從何而來？看不出住在市中心的人們怎麼會在戰後突然間崇敬起海神？

謝長廷重提在台灣建立「憲法共識」，與中國「憲法共表」，再次於綠營掀起波瀾，民主進步黨蘇貞昌主席說這不是黨的立場。其實謝的台灣地位主張（根據憲法獨立行使主權）係植基於民主進步黨內「台灣已事實獨立」的主流思維，只是大剌剌搬出藍色道具在綠色劇場上演，就像在綠營集會上舉著車輪旗一樣刺眼吧！

中國國民黨於中國執政（1928-1949）末期產物的「中華民國憲法」，搬來台灣長期遭到冷凍，「戡亂時期」結束後又被增修條文取而代之。這部失去原始根據地、神主牌性質的憲法，經過台灣民主體制調整後成了選總統的依據，所謂「憲法一中」，頂多就是歷史過程中另類縹緲的一中，或旁生歧出的兩中。

台派論述台灣地位，常引用與日本簽訂台北合約（中日和約）的蔣介石屬下外交部長葉公超指出「中華民國並非依法領有台灣的看法」。台派以蔣自己的外交部長的觀點來佐證台灣地位未定，自然是強而有力，也算是個藍色道具了。

音樂會：台灣的愛與希望：蕭泰然作品精選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九月底訪問印度，雖然未產生太多媒體波瀾，但對於台灣的自主永續以及國際生存戰略來說，這是重要的正確一步。

印度對台灣不僅存在經濟、科技、民主、安全與軍事合作的發展空間，更是台灣經濟想要由谷底翻身須掌握的機遇對象。台灣需將與印度的關係列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一環，畢竟與印度關係對台灣來說，其重要性僅次於美日，不下於歐盟。

印度是亞太主要經濟體，人口數僅次於中國，工作適齡的年輕人數量更接近世界一半。雖然不若中國耀眼，但是印度過去二十年也有穩定快速的經濟成長，更是國際普遍認為亞太地區極有潛力的市場大國。此外，印度已是世界公認的軟體首都，與台灣的硬體科技有搭配空間，印度的航空與太空科技也享有盛名，所以印度與台灣在科技存在互補合作的關係。

印度是民主國家，即便世界透明組織仍將印度視為貪腐頻仍的地方，但與台灣存在民主價值與制度上的自然親近感，雙方在民主互動與學生及非政府組織的交流往往會產生非常多正面的火花。印度龐大的學生群對於幫助台灣高等教育的延續以及國際化的提升，可扮演非常好的觸媒。

印中間存在結構性的戰略矛盾，不僅雙方有著邊界問題，中國與巴基斯坦結盟，強化與孟加拉關係，以保護其運油航路為名大幅強化中國在印度洋的海軍存在感，使德里對於中國戰略包圍印度的作為極為擔心。

102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目前正在立法院審查，10月16日，國防委員會通過了一條附帶決議，要求「國家安全局應於民國明年五月底前，會同國防部和相關單位，針對何種關鍵性基礎設施不宜開放讓大陸廠商或資金參與，進行一次全面、完整的評估...。」

提案文詞有點保留，但這條由國民黨立委林郁方領銜提出的案子，主要針對的就是最近被美國國會點名禁止，加拿大跟進，並且同時在英國、澳洲、荷蘭和印度等國家都受到嚴格限制的中國通訊器材製造商「華為技術」和「中興通訊」。

再往前一個星期，在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列席內政委員會時，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公布了一封驚人的檢舉函，當中提到，在台灣註冊，實質上代表中國華為技術公司的「訊崴技術」，其中有中國籍員工是以假結婚方式在台灣居留。檢舉函中更提到，這些由華為派赴來台的員工中，有人擔負情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