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11月16日），國安密帳案一審獲判無罪的前總統李登輝，在傍晚的記者會上對媒體侃侃而談。絲毫不令人驚訝的，國內外媒體以幾乎已成制式化的標準處理程序，以最高規格等級處理這一則新聞。

我常想，究竟是為什麼，讓李登輝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受到這麼高規格的矚目。純粹因為他是前總統？因為他是台灣第一個民選總統，也是民主先生？還是因為他天生有著無與倫比的魅力？

答案是什麼，並不確定，有部份原因可能是，即使市面上有關李登輝的著作汗牛充棟，但一般人能夠了解的李登輝並非百分之百，有一部分的李登輝仍是謎；對媒體而言，有關於他自己和執政時期的歷史，都還有許多需要被解釋的地方。

唯一可以確認的是，只要和現任總統馬英九比較，一個明確的影像就逐漸浮現。

連續看了兩部有關小孩子的電影，皆為日籍導演是枝裕和執導。小孩就是小孩，是枝裕和讓他們在最低壓力下演出小孩的本色，釋放出人的情感，留給我極深的印象。

榮獲2013坎城影展評審團獎，由是枝裕和執導的《我的意外爸爸》，10月25日開始在台灣上映，我是偶然在當天下午看到這部片子，這個偶然開啟我另一扇窗。

是枝裕和電影裡的小孩，就連出現不到一分鐘的小少年，都眉目清楚地讓人對他的氣質留下印象。比如影片中護士的兒子，勇敢出來保護他的母親，簡短的一句話 ：「她是我媽媽，怎會跟我沒關係！」那堅定的少年神情就定格在我腦海。

這讓我想到哈洛‧卜倫論莎士比亞天才裡的一段話。他說，莎翁創造的人世，簡直與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沒有兩樣，其中的男人、女人、孩童，逼真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其筆下活靈活現的人物有數百個，《自作自受》裡巴那丁這個角色，僅說了五次話，不過七個句子，卻讓人難忘。

自念了研究所以來，我常常跟別人提到他。

我有一個gay朋友，他是熊，年少就體悟到自己並非異性戀，於是征戰沙場無數，喜愛聰明或者瘦小黝黑皮膚的男性。他很聰明，喜歡使用艱澀的詞彙，對世俗的事物總是帶點憤慨。而我所有對同志的理解，都由他開始。對同志的誤解，在認識他後改變。

他是轉學生，剛進入班上也跟一群gay混在一起。那時候我很不習慣他們的風格，課堂報告以lesbian為題，播放一張張禁忌又肉慾的圖片。或者他們總是有意無意嘲諷異男，異性戀頓時成為「反常」。每每望著他們，我所認知的兩性關係跟男女關係，或者是家庭關係，似乎都開始崩解。

以色列人在埃及作了奴隸四百三十年，總算有機會可以逃離法老的魔爪獨立建國。但是在建國的過程中，以色列人數度軟弱，受不了苦，甚至還對摩西說出：「難道在埃及沒有墳地，你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你為什麼這樣待我們，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呢？我們在埃及豈沒有對你說過，不要攪擾我們，容我們服事埃及人嗎？因為服事埃及人比死在曠野還好」這種沒有志氣的話。即使已經逃離法老的魔爪，以色列人卻因為信念不堅因而在曠野中流浪了四十年，直到約書亞掌權後總算走到應許之地，這期間的以色列當然是一個邦交國也沒有。

台北時間十五日清晨，非洲甘比亞總統府發表聲明，指出為了「國家戰略利益」，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此事是否因中國施壓力引起，仍不得而知，但北京對非影響力日增，是不爭的事實。稍早，也傳出中國打算在台灣另一非洲友邦、聖多美普林西比設置貿易辦事處。台灣對外關係危機四伏，對馬政府引以為傲的外交休兵路線，無異當頭棒喝。

上文提到兩篇「台灣文化宣言」，以及一篇評論。

《抓狂歌》的「新台語歌」宣言，和過去的「閨秀之氣和江湖酒色」台語歌劃清界線，誓言負起「反映時代、記錄人心」的任務。

然後伍佰的「台客」宣言，也來告別過去，宣示不再向新台語歌「致敬」，台客是「現在進行式」，是「當下一種自信的表現」，也是「未來的」。

最後是馬世芳的蓋棺論定，如今新台語歌只是學生論文裡的名詞，殘存於新生代作品裡的「遙遠的召喚」，已是「歷史陳跡」。

馬評曰，「台語搖滾」或新台語歌融入市場後，成了消費選項，而不再是音樂人「自我標榜的徽章」。

張懸衷心感激地說她爸爸焦仁和是守護在她的後面的背後靈。張懸不肯唸完高中就放棄學校去搞音樂，20歲簽下合約錄了專輯，公司卻不肯發行，直到2006年，5年之間只能浪跡臺北各小Live House，要怎樣能幫她度過這些慘淡歲月也真為難了她的背後靈。

這一位背後靈曾經對他另一個和張懸同樣令他頭痛的子女説：「你學音樂，我就要去地下道探望你了，看你表演什麼樂器。」我們不知道這様的一位背後靈有沒有跟在她後面到一家家Live House去呵護她，但沒有這位背後靈我們實在無法想像她怎樣可以走過那些「絕望」的漫漫歲月。

聽說幸運的時候背後靈也是指導靈。可以指導她跟著自己的方向而步步正確，步步順遂。

那麼焦仁和也是她的指導靈嗎？中國亢奮的鄉民說：

「張懸是為了跟她爹對著干？她爹一直熱衷於祖國統一。」

我們並不知道她們父女倆是不是在國家認同上真的對立起來，但成群結隊批她的中國郷民很篤定地認為是，認為她完全不受焦仁和的指導以致於離經叛道。

紀念館，書籍，展覽 - 猶太人大屠殺是全德國人必須承擔的共同記憶。但對於德國的外來移民來說，這又具有哪些不同的意義？

德國一向被認為是「歷史轉型正義」的典範。因逝者已矣，歷史的見證者不再。評論家爭論不休著：似乎整個國家都已被塑造成一座紀念塔了; 我們是否只存在一種方式來記憶這段慘痛的歷史？亦或者我們可以用靈活的方式來適應這個不停轉變的社會呢？

德國已經是一個移民國家 。在這裡，約有1600萬移民，來自不同的背景文化 - 從土耳其第一代移工到最新的俄羅斯移民，也有不乏年輕的歐洲人在金融危機期間移居到德國。猶太人大屠殺的記憶在他們的生命裡又是扮演著什麼角色？他們把它也視為自己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抑或為在德國生活融合過程的缺口？”。

《德國之聲》對此採訪了數位德國的外來移民者，以下是他們的訪談內容：

◎Stella，學生，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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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伊斯坦堡的機場轉機排隊時，身旁一位來自賽普勒斯的大媽好奇地問我：「Are you Chinese?」我馬上回答：「No, I am Taiwanese」。排在我前面兩位的男性旅客，就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也只是笑笑，沒有啥太大反應（算我好運嗎？）。而這位大媽，則用「Oh（拉8度音）~~Taiwan~~」的表情回答我。



第二次，漫步在特拉維夫的街上，「掛」在路邊的兩個20多歲年輕人突然對著我喊：「ko-ni-chi-wa」（日文的「你好」）。我馬上回答：「No, I am Taiwanese」。「Oh（拉8度音）~~Taiwan~~」又一次外國人的標準反應，多數以色列人不知台灣在哪，但他們都聽過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