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遠東的線索》：台灣戰略地位的下降與台北流亡政權的本土化

書名：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
作者： 劉仲敬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6/02

第六章　世界革命的失敗

一、列寧主義的復辟與冷戰末期的機會主義聯盟

（前略）

臺灣戰略地位的下降

華盛頓─東京─北京非正式聯盟牽制莫斯科─河內聯盟，發揮了舊金山體系編外保安的作用，降低了世界警察維持遠東秩序的成本。莫斯科遭到了實實在在的圍堵，北京只得到了登堂入室的幻覺。復辟政權暫時得到安全，卻始終沒有得到合法性。從板門店到金門的冷戰邊界只能淡化，無法抹去。北京鑑於自身地位的脆弱性，決定滿足於自己能夠得到的東西，共同抵抗蘇聯擴張的大局。

國會堅持美國法律高於外交政策的原則，通過了《臺灣關係法》，目的在於防範未來的尼克森，在羅馬義務面前保護美國的憲法自由。遠東的合縱連橫在國會政治的百年大計當中，只能構成微不足道的周邊因數。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對美國國務卿范錫說：「美國政府與國會制定什麼法律是美國的內政，中國不予干涉。」三月中旬以後，北京才發現《臺灣關係法》繼承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核心內容：安全和軍售。此後的談判重複了一九七二年交易的格局，停留在「坦率交換意見」層面，擱置沒有共識的項目，經營利害一致的項目。只要蘇聯的威脅尚未解除，求同存異的原則就能解決問題。南越和臺灣是一九七二年交易的主要受害者──美國過去以臺灣和南越為亞洲反蘇的前線國家，一九七二年後以中國為亞洲反蘇的前線國家。臺灣和越南的戰略地位自然相應地下降，體現為美台斷交和美軍撤出南越。北京從西貢的陷落得到安慰，以為臺灣早晚會重複南越的命運。

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蔣經國書宣稱：「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臺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蔣經國作為資深的聯共（布）黨員和情報工作者，完全懂得怎樣翻譯統戰語言。北京實際上在說：「無論你如何偽裝，國民黨都不是美國秩序的合格成員。大中華主義並不比泛亞主義更符合威爾遜主義，新三民主義跟列寧主義都不符合美國憲制。美國人可以出於權宜之計保護你們，但早晚會培植更加接近這兩種標準的本土派取代你們。你們為什麼不在為時太晚以前，恢復自己的本來面目呢？半列寧主義的政黨離不開列寧主義的保護，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中華主義是你們的優勢和我們的白手套，所以你們不用擔心失去利用價值。」

台北流亡政權的本土化

國民黨習慣將特務工作交給黨內左派，以及真實或偽裝的前共產黨人。蔣經國深厚的蘇聯背景使他特別適合駕馭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產黨人對五○年代的白色恐怖負有最大的責任，老派軍人或體面的資產階級人士遠不如他們擅長斬草除根。他們一方面消滅了本土士紳，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階級鬥爭工作；另一方面又消滅了自己在島內的同志和晚輩，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自相殘殺工作。他們在前一方面的徹底性不及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義復辟；在後一方面的徹底性大於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技術官僚提前以建設名義搶班奪權。

蔣經國本人從特務首腦轉型為內閣首腦，本身就反映了這兩種相反相成的發展趨勢。他主持的保密局和國防安全會議在五○年代初期取代了鄭介民和毛人鳳的舊班底，在五○年代中晚期模仿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轉型為正規的技術官僚組織，中層幹部的培訓和技術裝備的補給完全依賴美國的對口機構。國防部情報局對應美國中央情報局，司法部調查局對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會議模仿美國的類似做法，不設實際管理機構，協調所有情報治安機構，包括駐外武官處和島內憲兵司令部，論實權僅次於總統和行政院長。

臺灣情報機構的現代化先於軍隊和政府，現代化的節奏恰好跟蔣經國從保密局到國防部和行政院的節奏同步。現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領導人武斷權力的結束，或者說是美國世界秩序的內化。工作人員對無論民選還是任命的領導都沒有多少依賴性，但美國導師和同儕的交流共用只要中斷六個月就會讓他們混不下去。從此以後，周恩來和李克農的匪運工作模式實際上已經過時了。

江南案的政治意義在於，美國情報機構一般能夠先於臺灣政治領導人瞭解臺灣情報部門的真實做法。正式的聯盟條約和外交協議是必須執行的，日常的技術培訓和後勤支援不是必須執行的。前者是剛性約束，後者是柔性約束，但柔性約束產生的影響和依賴性，並不一定低於剛性約束。美台關係在剛性約束解除以後，柔性約束反而更加強大。這種基於溝通習慣的柔性規訓和基於天花板約束的剛性規訓構成了臺灣不成文憲法的核心部分。

臺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不在內部，而在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如果盟主不是強調民主價值的美國，臺灣內部的力量不一定能產生民主。同樣，大清和民國的立憲政體是歐洲自由主義體系的延伸。遠東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驅動力和規範力量也不在內部，而是來自世界共產主義的戰略佈局。成文憲法必須通過重新解釋契合世界憲制的基本框架，重新解釋的主要規範性力量不在臺灣內部，正如十九世紀條約體系和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核心動力不在遠東。

遠東的早期共產主義者知道他們是世界共產主義的一部分，也知道東亞不是世界的中心。毛澤東封閉培訓出的新一代人缺乏國際視野，被前一代人發明的歷史神話欺騙。華國鋒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他在東南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窮途末路時仍然宣稱，我們共產黨人在哪裡鬥爭，就會在哪裡勝利。鄧小平集團在臺灣問題上至少犯了三個致命的格局性錯誤，這是李大釗和毛澤東非常不可能犯的。他們以為北京和臺灣的鬥爭是東亞大陸常見的南北朝鬥爭，時間對北朝有利，忘記了自己作為失去內亞太上皇支持的石敬瑭政權，並不是時間的朋友。他們以為國民黨流亡者同時面臨共產黨和本土勢力的威脅，最終會選擇投靠共產黨，沒有料到國民黨首鼠兩端，使自己喪失了統戰價值。他們以為美國像以前的國民黨保護人和蘇聯保護人，可以在自己羽翼豐滿以後反戈一擊，沒有想到自己的統戰價值是依靠出賣蘇聯得到的，吞併臺灣的可能性在蘇聯垮臺以後必然迅速減少。北京的復辟政權在世界邊緣停留過久，已經喪失了前輩掌握世界秩序的良好感覺。蔣經國理解他們所說的一切，但做出了恰好相反的選擇。

蔣經國似乎沒有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不希望出現吸引眾望的明確繼承人。他不斷提拔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擔任副手，然後在他們積累到足夠的經驗和聲望以後，重新換上新一代沒有經驗和聲望的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為的那樣，還可以多活十幾年，李登輝是沒有多少機會在一九九○年代繼續擔任副總統的，很可能會在後來的繼承人面前扮演類似林洋港的角色。不過，李登輝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兩回事。後者是蔣經國在繼位以前就已經開始的佈局，非常不可能因為具體人選的更動而改變。蔣經國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導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鎖統派路徑的意圖。他是國民黨內最瞭解蘇聯政治語言的人，而廖承志的遊說已經暴露了特洛伊木馬的未來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讓對方吃啞巴虧，而自己仍然處在可進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啟動的遊戲在自己身後完全失控。這主要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臺灣憲制必須適應世界憲制演化的問題。

蘇聯在八○年代末葉的突然潰敗，超出了所有各方的預料，然而就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的憲制模式而言，只能認為極其自然：列寧主義以社會的敵人自居，企圖以最快速度砸爛罈罈罐罐，將所有資源投入世界革命，導致下一步革命的難度大大增加。史達林主義為了克服更加強大的免疫機制，必須將顛覆和突襲升級為長期的戰爭，將大部分資源投入軍事相關產業。列寧主義繼承者在看得見的國家層面必然比看不見的社會層面強大得多，引起的對抗自然會超出境內社會能夠支援的限度，差額只能靠不斷擴大捕食物件來解決，擴大的邊界一旦停滯，就是滅亡的開始。

北京復辟政權的存在價值取決於莫斯科對美國秩序的威脅能力，臺北流亡政權的存在價值取決於北京對美國秩序的收買價值。柏林圍牆倒塌以後，兩者都要面對不再需要自己的世界。華盛頓只有在自己無力單獨封鎖蘇聯的情況下，才會擔心中國過於軟弱，蘇聯解體以後，中國的強大反而有害。美國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因為中國的軟弱或瓦解不是對日本有利，就是對俄羅斯有利。日本的戰敗取消了前一個理由，蘇聯的解體取消了後一個理由。美國不再需要維持中國的強大和統一，首先就體現在不再需要維持國民黨流亡者在臺灣的統治。

印度支那的革命政權在八○年代重演了莫斯科的二○年代和北京的五○年代，然而世界對他們的寬容度已經急劇下降。免疫反應總是比病毒入侵慢一步，在人類的歷史上就相當於數十年時間。他們勉強趕上了最後一扇機會視窗，他們的後輩就只能以毒品販子和叢林盜匪的身分了此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