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70週年】揭開傷痕的勇氣 是和解療癒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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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緝私警察以槍托擊傷販私煙的中年煙販林江邁額頭,引起公憤,此即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這是八十八學年度(1998年)教科書改採一綱多本後,某版高中歷史課本對二二八事件的敘述;相信多數目前三十歲左右的「七年級生」,也是從類似文字認識起這場悲劇。

畢竟小時候所有「中國歷史」課外讀物,往往只講到「國父革命推翻滿清」為止。

儘管九○年代末期,二二八已不再是禁忌話題、甚至還成為國定假日,針對二二八,課本卻還是只用短短幾個段落帶過。總得趕進度的老師無法多花時間多介紹課本沒提的故事;身為學生的我們,也只是為了應付考試,囫圇吞棗地背下人名、傷亡人數,以及「文化衝突」、「通貨膨脹」、「政府官員舞弊」等引發動亂的原因。

必須坦承,對那個年代的我來說,「二二八事件」與課本上也有的「太平天國之亂」、「盧溝橋事變」等歷史事件,沒什麼不同,就是必須牢記下來的「知識」;直到對政治產生興趣以前,一點也不知道對於許多與我同樣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而言,「二二八」這三個字,是錐心刺骨的傷痛。

七十年過後,二二八依舊不平靜,除了官方與民間舉辦的紀念儀式以外,經常看見提倡台灣主體意識的政治人物,在這天批評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後,以高壓血腥方式加害台灣人,且至今從未悔悟道歉;國民黨陣營則認定類似言論是綠營操弄族群議題、刻意掀舊瘡疤撕裂社會和諧,再從中獲取政治利益的手法。如果碰上大選年,藍綠雙方在二二八的爭執,總是加倍劇烈。

然而,無論是將二二八這筆帳一股腦地算在國民黨頭上,或是一味期望不再有人提起二二八事件,以為時間能自然療癒一切,在今天看來都是不切實際的態度。唯有盡可能從各種角度,拼湊還原事件真相,才能真正撫慰受難者及其親屬後代所受傷痛,並且給予所有與事件的人物公正評價,進而讓台灣這個國家,真正走出二二八幽靈留下的陰影。

還原真相的重大工程,只能仰賴掌握歷史文獻的政府機器來主導;過去二十多年來,政府也確實做了些事,只是顯然還遠遠不夠多、不夠好。因此,蔡英文總統近期也再次承諾將「釐清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

儘管近年來二二八相關文獻陸續公開,國民基本教育對於整起事件的討論內容也日益豐富,但不僅當年的受害者家屬後代認為真相尚未完全還原、加害者責任並未完全釐清,就連與二二八並不直接相關的我,每次透過不同管道接觸這起事件,心中也都浮現更多問號。

例如我是直到很久以後,才從網路得知陳澄波、王添灯、許錫謙、湯德章這些當年的社會菁英,只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代表民眾出面與政府談判,事後就被從中國來台的軍隊以不人道手段殺害。但殘害意見領袖的原因,究竟只是第一線士兵殺紅了眼,或是政府懷疑這些人煽動民眾反抗,抑或只是為避免日後在台灣的統治節外生枝,而乾脆一舉加以剷除,至今還沒有權威性觀點可以提供解答。

除此之外,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一年半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才讓台灣民怨因為一起查緝私煙糾紛一夕間不可收拾地爆發,也需要比「文化衝突」、「官員貪汙舞弊」這類形容詞以外更加細緻的解釋,以理解脈絡。至於二二八對台灣人參政意願的影響、與台灣獨立建國意識萌芽的關聯、事件平息後本省與外省籍人士的相處情況等議題,更與當代台灣社會情勢息息相關。

二二八絕對不只是1947年春天發生的短暫風暴,而是至今仍深深影響台灣的歷史事件。因此政府在還原真相之餘,更必須針對事件衍生出的相關議題進行通盤研究,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能有效理解的常識,因為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必須知道這個國家,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今天的模樣。

想釐清還原事件的真相,絕不能只從受害者視角著手,也應該同時努力尋找加害者(或者受害者對立面)的觀點。這裡所謂的「加害者」,矛頭絕不該僅指向一般人熟知的蔣介石、陳儀這類的高官顯貴,應該也包括第一線奉命執行任務的士兵、警察、事發前從中國抵台的政府人員及其後代。

尋找「加害者」及其後代遺族,並不是為了審判定罪或報復求償;相反的,是希望藉由完全對立的角度,理解這段悲慘故事當初究竟如何發生。當年「站在政府那一邊」的那群人,在事件當中,也許懷有不為人知的複雜情緒,甚至面臨了良心的煎熬。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在《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一書中提到,德國二戰後的年輕世代,為撫平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傷痕,成立「為贖罪而行動和平志工服務」(ASF),以行動尋求原諒;如今ASF也開放猶太受難者後裔,在納粹當年簽署「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地點擔任導覽志工,猶太裔志工得以接觸第一手加害者史料,透過不同視角,建構對這段歷史的認知。

花亦芬認為,這代表德國以開放態度,面對世界各方對納粹過往的質問;而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雖然難以在三、四代之間讓歷史創傷善了,但透過可以無所不談,在揭開傷痕的同時,如果能彼此坦白,願意以真誠面對過往的心相互看待,療癒終究會慢慢展開。

如果德國人與猶太人都能以坦白交流,逐漸撫平創傷,台灣人當然也能在二二八事件上誠懇對話。在年輕世代當中,「省籍族群」早就已經不是區分親疏遠近的重要指標;多數人或許更能跳脫情緒,冷靜看待這起七十年前發生、卻始終令上一代爭執不休的歷史事件,進而產生自己的認知與觀點,不再因為政治立場歧異而相持不下。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都是盡可能地接近未經扭曲的歷史真相。謙卑面對歷史,並深刻反省當年的錯誤,才能知道如今的道歉與賠償,究竟所為而來。

身為受難者家屬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曾在兩年前的二二八紀念儀式上表示,「要知道歷史真相,但不要陷入循環報復,應以愛與和平面對歷史。」但只有當「歷史真相」被還原、並進一步讓大多數人理解之後,用「愛與和平」面對的條件才真正存在。

美國學者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評論納粹屠殺傷痕時曾說:「在這個敏感的區塊,傷痕與療癒很難分得開」

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時,政府將這一天定為國定假日,提醒台灣人,過去是花了多少的血淚代價,才換來珍貴的和平與這天假期。二十年過後,我們依舊面對著同一道傷痕,希望未來,台灣能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療癒彼此,用愛與和平紀念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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