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學者與台灣人的奇異綜合體:評李登輝總統在日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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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前總統李登輝在訪日期間,應邀到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進行公開演講。日本國會朝野各黨派共有286位議員與176位議員秘書出席聆聽,可謂盛況空前。如果說今日台灣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讓這麼多的日本國會議員齊聚一堂聽演講,還真只有李總統有如此號召力。因為當日聽眾全是日本政壇菁英,李總統又以日語演說,講稿內容顯然是親自撰寫準備,因此這場演講可說是其政治理念與人生經歷之自述,透過解讀其內容,或許能一窺其政治思想之全貌。

當日演講有三個主題:台灣人認同、中國政治特性、以及台灣民主成就。李登輝很巧妙地將這三個主題串在一起卻不留痕跡。從個人出身開始,李談他的求學生涯,以及台灣從日本統治轉換到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的歷史。無論是在台灣或日本,今天已經很少有人能夠以親歷者的身份述這段過程,也就在這裏他鋪陳出台灣人認同這個主題。李說日本統治期間的台灣人是不屬於任何集團的「邊緣人」,之後的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威權統治,才讓台灣人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因此「台灣人意識」是不同時期外來政權統治所激發出來的產物。

李進一步談到:戰後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和歷史上所有中國政權一樣,都是法統思維下的產物,其特性是藉由繼承道統來建立自身的合法性,但也因為這種「託古改制」的思維,讓中國無法進行真正的改革,歷史上各朝代都只是延續過去留下來的道統而無法進行真正的改革。李在這裡還引用了魯迅的話來說明中國人不敢進行真正改革的民族性。

李登輝認為,台灣的政治發展,正是嘗試脫離中國歷史發展的停滯狀態,一方面掙脫中國法統的束縛,另一方面利用民主改革來建立具有主體性的新國家。他認為台灣的經驗是從過去「威權統治造成族群對立」的舊典範,成功轉變為「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他稱之為「脫古改新」。

李在這裡引用了美國著名科學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概念,認為台灣的政治發展是一種摒棄了舊有思維方式與認知結構,進而創造一種新的體制。在台灣,大概只有極少數研究科學史或科學理論的人會去閱讀孔恩的著作,但李登輝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現代台灣與傳統中國歷史的割裂卻頗為傳神,無論是大一統還是法統繼承,都是中國特殊歷史環境下所產生的一套世界觀與行為方式,李任總統時已經看到這套模式的侷限性,只有徹底與其脫離才能為台灣創造活路。要進行改革必須有相當的膽識,也要時刻提防舊勢力的反撲。在同一時期,我們看到戈巴契夫在蘇聯的改革不僅沒有成功,反而讓原來的政經體制完全崩潰;至於中國最自豪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雖然在經濟上創造很大的成就,但是卻不敢進行政治領域的改革,其結果是讓中國變成一個表面繁榮但統治基礎脆弱的奇怪大國。

在台灣,這樣的改革大業由一位長期生活在威權政治環境下,內心卻有著強烈本土意識的學者來掌舵,其間所面臨的困難與險惡非比尋常。但李登輝認為:擁抱民主制度是讓台灣徹底脫離中國政治體系停滯式發展的關鍵,這種「典範轉移」讓台灣與中國大陸此後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公民文化,奠定台灣主體性的基礎。

從後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來看,李登輝當時的改革算是成功的,或許這也是李登輝一直對其治國經歷頗為自豪的原因。不過台灣的成功,除了從脫古改新這套思路來理解之外,吾人也可以從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之歷史終結論來觀察。他以黑格爾的線性史觀來理解人類政治經濟制度的演變,認為民主與市場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1990年代當台灣在李登輝領導下掙脫中國式政治體制宿命的同時,其實也剛好走入了福山所預測的人類歷史發展主流規律之中。政治民主化加上經濟自由化,讓台灣成為後冷戰時期全球政治發展的最佳典範。

在演講的最後,李登輝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近年來已經進入新的瓶頸,特別是總統權力過大導致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結論部分,李認為唯有藉由修憲與第二次民主改革才能解決這個僵局。巧合的是,李的觀點與福山近來的主張也頗為契合,後者認為改善衰弱國家的治理能力,確立民主政治合法性,並使其體制可長可久。雖然福山討論的對象主要是美國以及民主轉型失敗的那些國家,但台灣未嘗不是如此?

特殊的歷史機遇讓學者出身的李登輝成為解嚴後台灣政治改革的領航者。如今李以92歲高齡,親赴日本對滿堂政壇菁英坦白說出他對台灣現況的憂心,並期許日本繼續關心台灣,可謂苦口婆心。堂堂台灣現任總統卻不思感激,反而配合中國官方媒體起舞,批評其對釣魚台主權問題發言不當,說李「嚴重傷害國家主權、人民感情與台灣主體性」,其心態實在可議。李以政治家、學者、台灣人三重身份點出台灣當代發展的三個重要主題,試問除了他,今天台灣誰有這樣的戰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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