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無法只以個人病理化理解

隨機殺人案的女童犧牲悲劇，又引發正義感的凝聚和集體情緒的宣洩。兇嫌面對仍有無限未來想像的兒童面容仍「一刀斃命」的殘忍，更召喚出法律制裁、信誓討回公道的倫理關照。

這是個充滿社會衝突的處境，彷彿每個人都在尋求抒解的出口。於是，恐怖他者的現身成為可以投射情感的指責對象，我們往往認為表達譴責的聲音，就可以寬解內心的焦慮不安。但真正的社會安全信任的失靈，若只是將之「個人病理化」處理，也就無法同步正視真正的系統結構問題。

當兇嫌以「幻聽」為由試圖合理化行兇動機，引來「裝瘋」的質疑，但媒體卻又不斷呈現其缺乏同理、兇殘、反社會、不知悔改認錯的「非人」邏輯。如此，無疑又是將社會治安問題朝向個人病理化特性的探討。當然，人格特質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行動邏輯並非二元對立，但我們有時傾向將社會問題標籤為個人病理化，可以從幾個層面觀察。

首先，日常生活的心理化，慣例的生活轉化為一連串生活事件，必須被分析、理解與管理。於是，媒體工作者現場守候，就怕錯過誰來哀悼的獨家鏡頭，甚至採訪相關人士以求獲得報導與加害者、被害者有所相關訊息的手法，以尋求面對社會傷口的道德救贖。其次，生活範疇的診療化，所有的失落和挫折，被框架為一種潛在病理的根源。如試圖解釋犯案動機，構成人格違常分類學的組合，認為透過基本特徵的描繪、分類、偵測與判斷的心理檔案，可以找出潛在的高危險者，而後將社會治安的不信任度，歸因成為個案特質的問題。第三，社會論述的神經質化，把人們的所有關係網絡（尤其是關係的缺陷），視為是個人和社會生病的因由，如透過沈迷電玩、沒有朋友、失業等面向的缺損模式，建構理解事情脈絡的合理化意義。這些成因或許是引發動機的肇端，但卻不是充要條件。

如此的處境脈絡，反映在這一波又掀起「廢死」、「反廢死」的聲浪中，這不能直接視為反動修辭。這當中更值得注意的趨向是，社會議題的病理化，一方面要求當事人自我懺悔的告白技術；一方面卻又缺乏處理病理化的具體方案，反而不斷放大病體切片，認為採取無限上綱的懲罰機制，等於是擔保可以遏止犯罪的手段。

當代公民在乎的不外乎是正義，公民享有免於不安焦慮與安全自由的權利。但當社會低迷或經濟不景氣，因為對權利的追求無法獲得保障，百姓原本被過度擔保，也曾期待過，但最後卻發展出一種生活滿意度低、超時工作、低薪結構的生活形態，更複製敵意。於是，當社會案件的他者犯案，成為獵殺的對象，是馴服敵意的合理機制，卻也忽略了社會生病的根源。

事實上，隨機殺人事件所引發的現代性創傷體驗，已不再是歷史時間、都會空間交織而成的意識，時態被「去歷史化」，徹底轉化為封閉抽象的符號體系，以變態/偏差的符號特徵區辨，作為合理可行的運作模式。但內在焦慮不安的失落經驗情節記憶，普遍有兩種特性，一是它會不斷地再經驗，二是它會不斷地被壓抑。因此，一方面會想再經驗化它，另一方面卻又不斷逃避它。這種情節記憶像影片一樣上演，而在社會集體的傷口上，又被引發出來。

情節記憶若沒有適當處理，可能會被凍結在一個時空裡，也就是人本身意識到時間的流動，然而心理上的時間意義卻是凍結的。一旦凍結久了會變成另一種「情結記憶」，像黑洞一樣揮之不去，甚至扭曲、變裝人類的意識活動，於是人會不斷意識到這樣的創痛記憶，卻老是意識不到最好的記憶，形成「受害者」身份的認同。如此，更容易形成同仇敵愾的氣氛，建構屬性認同。但對於真正的社會問題，以個人病理學加以解釋，往往只會複製情節記憶的受害元素情結，無法在歷史性的事件中，深刻理解仇恨、傷害和正義。

人類文明發展總有缺憾，即使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似仍無法明白，為何歷史還會重演。台灣社會處於這樣面臨生命威脅的「裸命」狀態道德邊界，就看政府當局是可以繼續睡得安穩，老是「謝謝指教」、「我知道了」；還是可以積極因應社會情感的生命政治議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