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憤之後，改變之始

又發生令人髮指的女童割喉案，人神共憤。女童母親在哀傷中以堅定的語氣說，這不是社會案件，這是她的女兒發生意外走了。她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對嫌犯，對死刑支持或廢除，沒有任何的想法想要說出來」。從女童母親的面孔，悲慟中不以激情的語言訴說，或許正是迫使我們需要由傾聽面孔的訴說中領悟：脆弱不安的生命不但已然岌岌可危，且正在發生。從社會處境來看，信任機制的斷裂，擔憂佔據了文化想像。恐懼文化的一個不幸後果，是任何問題都可能轉變為生死存亡的嚴肅問題。但是，我們是否願意傾聽瞭解並深刻感受這樣生命的脆弱，還是激情地陷入集體焦躁仇恨情緒裡？

很多人性議題和民主法治相關概念，涉及複雜的思辯。但社會習慣以人性的心理檔案理解他人，這是基於管理思維的方便法門。心理檔案的作用就是透過儲存與指稱的對象的關係獲得相關信息，以便加以辨識與指認。但任何檔案都有語法系統建構的情境，並非所有脫離脈絡的檔案訊息就足以反映個人的實存狀態。如同有人說，精神科醫師只有兩類病人，一類是「精神病」，一類是「尚未成為」（即將成為）精神病。這樣的反諷修辭，正顯現著診斷系統在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支配問題，亦即反映出標籤規則背後，所容易忽略的複雜現象。

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官員以株連思維指責兇嫌父母親放縱責任，或以為舉辦活動就可以找出所謂的社區鄰里的「怪人」，這樣就可以減少社會問題，顯示這我們面對心中無法處理，又意欲將之排除的棄絕對象卻又無所不在的託詞，於是將之置放在相同檔案加以歸類管理，無視人權背後的義理。

關於心理疾病的問題，雖然Szasz激進地主張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心理疾患，但這並非否認人們在因應生命時沒有問題。他是要進一步凸顯將思考、感受和行為做分類是一種邏輯的、意義上的錯誤，這就像是把鯨魚歸類成魚類。事實上，任何人都不否認生理上的狀況，像是會對思考和行為有影響的阿茲海默症或是未接受治療的梅毒。但他強調行為本身並非單純地以疾病認定，以行為作為疾病構成準則，往往提供國家系統理想的社會控制判準依據。

就像現實政治的管理，不是基於某種理想國的理念才形成國家社會，而是根據現實需要所產生的各種方便法門，使得國家組織營運而生。這樣管理技術的模態，它一方面是用來整合各種新的變革，另一方面，也是作為將來被改變的對象。近來衛生福利部因為這事件的效應，考慮重修《精神衛生法》，以早期偵測所謂的精神病患或疑似高危險份子，試圖放寬「強制送醫」標準的走回頭路，可見這般管理思維的體現。

沒料到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政大的「搖搖哥」事件，臺北市政府居然以行政命令強制「搖搖哥」就醫。「搖搖哥」由於生活地緣的熟悉度，長年在政大校園游牧，有些師生也將他視為校園行動地景的一部份。在他沒有犯罪事實，也未經合法程序的評估就直接強制就醫的舉止，如同中世紀的獵巫行動，一律將精神失常者視為異端。這樣社區排除的手段，正好與鄰里互助精神相違背。我們認為的「異類他者」竊取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安全家園的想像，於是我們同時也把我們的恐懼和憎厭，投射在異者身上。以人權秩序維護之名的理由，實為更殘暴的身體經驗的控制技術。亦即，不是施以酷刑，而是以通過技巧安排與組織動員，就可以使其逐漸「溫馴」與「教化」。

小說家契訶夫發表於1892年《六號病房》，有一段醫生和病人的對話：

「您為什麼把我關在這裡？」

「因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您這蠢才分不清楚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什麼該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像替罪羔羊似的待人受過，被關在這裡？您，以及您們醫院裡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裡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什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您們？什麼邏輯？」

「這跟道德和邏輯全不相干。一切取決於偶然。誰被關起來，他就得待在這裡；誰沒有被關起來，他就可以自由行動。就這麼一回事。至於我是醫生，您是精神病患者，這其中既與道德無關，也無邏輯可言，這純粹是一種毫無道理的偶然性。」

這是一百二十多年的描寫狀況，但我們當代處境，面對精神現象的理解，某個程度上，是否也像是被桎梏在「六號病房」裡？在所謂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中，並沒有一個普遍性的規範來呼應客觀超然的律則，而是內含價值評價的管理技術運作，以作為排擠對象的依據。民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往往是由理性與非理性的重疊所催生，擔憂害怕其「發病」影響社區治安的信念，就包含恐懼投射的汙名想像和標籤效應的交錯邏輯。於是，精神病理現象的真正位置如同浮水印一般，位於一個表層底下的風險地帶，隨時可能污染「正常」的幸福秩序，因此仍然受到禁制與誤解。

面對焦躁的社會效應，需要細膩的教育養成。化約思維對於如何待人處事的生命教育，卻經常是空白無力。當代社會快速變遷，我們面對過去較易忽略的情境上的差異，如對跨性別的態度、對跨國者的接納、對混同族群的認知或對動物的對待，這些都召喚著一種新類型的互動倫理。說到底，也是我們教育文化議程中，是否欠缺深度的生命人文關懷，值得省思。

Romanyshyn曾提出「技術作為一種症狀與夢徵」的概念，顯示在技術衝擊下的歸鄉途徑，猶如從太空船完成任務，從月球「再進入」(re-entry)地球的軌道，若進入的速度過快，可能墜毀無法安全地著地；若太慢又能因離心力被排除在地球軌道之外，同樣無法歸航。以往人文是與天文（宇宙）相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從置身處境的整體思維，能夠改變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人文情懷。而今，當代教育的技術化和量化指標訴求，稀釋人文素養和生命倫理的生成。如何適當地運用「再進入」航道，翻轉對於人文生命教育的落實，成為一種迫切的文化心理工作。

事實上，置身複合式災難的今日，我們都在同舟共濟的人生路途上，就像是能夠躲過這場暴風雨並不意味著就可以免於下一個颱風的侵襲；同樣地，可以避免颱風侵襲，也不必然擔保就可以免於海嘯的威脅。「不疼，可是會死」折翼的天使尚未羽化成蝶飛翔好好端看這個世界的悲劇犧牲，小燈泡熄滅後更照亮社會的黑暗思考的地帶，如何真能喚回對教育的重構，讓人們不再有恐懼，進而走出對立衝突的恨意泥淖，這是我們需要回應的終極召喚。或許，義憤後的改變，回歸到人性／人文意涵的深切反省，而不是簡化對立的思維，方能把陷入迷惘分歧路徑裡的社會、自我與人我關係贖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