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中國「帝國危機」的開端(下)

友善列印版本

某個意義上,那位中國軍方人士說的是對的。中南海需要大規模的海外投資來緩解國內的產能過剩危機,同時,更需要諸如中巴經濟走廊之類的計劃,來協助中國「維穩」新疆等西部邊疆的民族抗爭:當美國退出阿富汗,中國就不再有可以躲在後面搭便車的「馬前卒」,不得不親自出馬,籌謀能同時在新疆、中亞、南亞部署「有利的安全情勢」的總體方案。這次的中巴共同聲明,有關「亞洲安全觀」的段落,中國媒體鮮少提及,但卻是這個聲明的重點內容:中巴政府表示,「將繼續加強反恐合作、防務合作以及國際地區安全事務配合,三管齊下,共同維護中巴安全利益。雙方將繼續攜手堅決打擊「東伊運」(註:也就是「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這一恐怖組織。中方讚賞巴方為國際反恐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將繼續支持巴方根據本國國情實施反恐戰略,協助巴方加強反恐能力建設。」就此而言,中國的帝國擴張邏輯,對打造中南海期盼的國內政治環境,具有不可小覷的支持作用。

但即便如此,帝國擴張的邏輯與資本積累的邏輯,也不必然相應。在關於發展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上,軍事與外交部門會主張絕對的必要性。不過,從經濟的角度而言,其中諸多的項目,卻極可能在經濟效益上低落到連「絲路基金」都不想去碰。中南海的決策高層了然於心,「一帶一路」加上亞投行,與外界所謂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相去甚遠;他們無法不顧及資本積累的邏輯與帝國擴張的邏輯之間潛在的衝突和落差。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就強調:發展中巴關係必須依靠「兩個輪子」,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缺一不可。對經濟合作,中南海有一套從「發展金融」理論出發的預設觀點:類似一帶一路的大規模基礎建設,將會在發展中國家順利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從而消除可能對中國滋生「安全風險」的社會因素。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哈立德,也有類似的「發展主義樂觀論」,他認為:「中巴經濟走廊不僅可以幫助巴基斯坦走出貧困,還可以幫助巴基斯坦更好地打擊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

我們姑且不論其中的「想當然爾」,從兩個輪子的另一頭來看,要順利實施「中巴經濟走廊」計劃,中南海就需要伊斯蘭瑪巴德能在「安全議題」上充分配合。中南海顧盼自雄,要在美利堅帝國失敗的地方樹立起中國「新天下帝國」的紀念碑;但終究而言,陷落於發展議題與安全議題之間,中南海並不比華盛頓更為高明,同樣有著無法逃脫的「雞或蛋的兩難」。

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瓜達爾港的地位顯得異常突出,陸地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的絲綢之路,正是在此交匯。不過,只要仔細觀察瓜達爾港所在的俾路支省,我們就能領悟,王毅的所謂「兩個輪子」,確實憂患至深。

遠在大不列顛帝國依然統治南亞次大陸的時代,俾路支族人就已秘密開展獨立運動,企盼著屬於他們的「獨立日」。但1947年英國殖民當局擬定的「蒙巴頓方案」擊碎了這個集體的夢想,任意地將俾路支併入巴基斯坦中。失望交雜著憤怒,讓俾路支族人與剛成立的巴基斯坦政府發生過至少四次大規模的衝突。1973年是衝突的一個高潮,「俾路支人民解放陣線」(BPLF)發起武裝抗爭,參與者達到5.5萬人,四年後才因政府軍的鎮壓而消沉。一如中國的新疆,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也是地廣人稀但礦產資源豐富。俾路支民族在巴基斯坦的人口比例僅佔約4%,在經濟建設和開發的過程中,在政府機構中,一向被排擠在邊緣,缺乏就業機會。在這種背景脈絡下,追求民族獨立與自主的俾路支民族運動,就一路持續到今日。

那麼,俾路支的民族主義者會如何看待中南海與伊斯蘭馬巴德間的經濟合作協定?其實,與人們最好的臆測相去不遠。有些人抗議路線規劃不該避開俾路支省,但對另外一些人,那不過是重複著作為多數民族的旁遮普人一貫的統治手法:掠奪俾路支的資源,但卻壓制俾路支的人民。也許,我們可以說:俾路支是雙重意義下的「新疆」——既是巴基斯坦的「新疆」,同時也在成為中國實質上的「經濟殖民地」後,又降格成中國的另一個「新疆」。事實上,俾路支族人的不滿情緒早在積蓄中。2004年5月,在瓜達爾港的建設工地,就發生過中國工程師遭到遙控汽車炸彈襲擊的事件。事件過後,伊斯蘭馬巴德隨即於隔年派出軍隊,在俾路支省展開報復性的軍事清剿行動。還是那句老話:恐怖主義是窮人的戰爭,而戰爭呢?它是富人的恐怖主義。

如今,眼見中國與巴基斯坦正式簽署開發經濟走廊的合作計劃,俾路支民族主義者也只能表示將發起國際性的運動,呼籲正視俾路支人的人權被嚴重侵害的緊急態勢。俾路支民族主義者對國際社會的呼籲,不是無的放矢。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為了替「中巴經濟走廊」計劃提供「保護傘」,巴基斯坦政府計劃將培訓1.2萬名安全人員,成立「特別部門」,來「保護中巴經濟走廊的中國員工」(按照德國媒體的報導,是專設一個師,下轄九個營以及另外的「准軍事力量」)。

這樣的特別安全措施,性質多少有些怪異,既像英國「東印度公司」傭兵部隊的現代版,又類似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以承攬「秘密行動」而惡名昭彰的「軍事專業資源公司」。為著讓這種「代理人」能更好地保衛「新天下帝國」的投資利益,中南海在最新發布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還特別突出「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可以預見的,這些特別安全部隊在保護中國「海外利益安全」上的「效率」越好,俾路支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怨恨也將越深,構成無止無盡的惡性循環。這種世界景象,讓人不忍卒睹。

整體而言,中南海雖在主觀上期望藉由一帶一路來「並行推進國內、國際兩條反恐戰線,強化國際反恐合作」,但最後恐怕將會發現:它的努力僅僅激發出它所最恐懼的「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的威脅」,何嘗不是徒勞無功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僅此而已。一旦局面循著這個趨勢演變,中國在巴基斯坦的460億美元投資,也就崩落為中國學者劉仲敬所說的「中國版的『西原借款』」;現在被看作是「中國的以色列」的巴基斯坦,將頓時蛻化為中國‎天朝主義下的「麻煩製造者」,揭開人們完整檢視「有中國特色的帝國危機」的歷史劇目。

對中國而言,更糟糕的是,各種激進化的伊斯蘭運動和組織,勢必會沿著一帶一路而逆流向中國的新疆地帶。中國的崛起與帝國擴張,無形中將成為強化新型的「伊斯蘭團結」的最好媒介。那時的中國將會發覺,與它面面相覷的,不是過去它最厭惡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一個全然相異的敵人。與中國的「天下帝國想像」一樣,這種「伊斯蘭團結」也反對政教分離的「西方世俗主義」,但一個是信仰「天人合一」、以儒教天命王權為本的政教合一帝國,而另一個則是順服真主和伊斯蘭律法的神顯國度,彼此絲毫沒有相容之處。

中國當代的「新天下主義」倡議者,認為中國的「王道世界秩序」,遠遠優越於西方的「帝國秩序」,因為中國的「天下秩序」是沒有異端或他者的世界秩序。這是個近乎來自雲端的政治神學論斷。如今,借助對巴基斯坦案例的初步探索,我們大略可以解讀出其在政治操作上最實際的意涵:是的,在中國的「新天下秩序」中,必須沒有異端與他者——因為追求利潤與榮耀,是「新天下帝國」中趨近「天人合一」真理的唯一神聖道路;帝國的戰爭機器,必須要以跨國性的「反恐」軍事操作來震懾「三股勢力」,好讓「帝國的良民們」,能在徹底消除了毒素的「大同世界」,專心一志地建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大歐亞」。如果「新天下帝國」確實看不到異端和他者,那是因為這種帝國從來就是透過吞噬異端和他者來豢養對帝國的慾望與認同。

儘管如此,唐帝國時代的詩人杜甫早就明白「天下秩序」背後的歷史暴力:「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佇立在帝國殿堂內的,其實並不是勝利者,而是讓勝利者心懷畏懼的失敗者。這或許是對中國的帝國史最不該遺忘的歷史教訓:帝國的火焰燦爛輝煌,但也宛如轉瞬即逝的火花;任何的帝國想像,包括作為「中國夢」的華夏天下帝國,即便不是凌亂不堪的廢墟,也總是未完成的半成品。帝國最大的壓迫,不在於它施加人們身上的刀劍,而在於我們誤將帝國錯認為永恆、至高的人類藝術。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