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想想】 台灣為何亟需結構改革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60年歷程，大體而言前30年經濟力爭上游，社會充滿發奮的風氣；後30年則經濟成長減緩，人們有一些失落的感覺。我們不禁想問，如此趨勢的演變是因為台灣人不夠打拚？還是國際政經情勢變化使然？其實可歸納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事實是：台灣既有發展模式已經頹落，亟需進行整體結構的改革。

從歷史看經濟成長的歷程，台灣經濟在度過1950、60美援協助的年代之後，到了1970年代經濟全面起飛，經濟的蓬勃帶動了社會的欣欣向榮，一路走了將近20年快速成長的榮景。但有如花開花謝的生命週期，台灣經濟在1990年之後逐漸走下坡，從8%開始逐漸快速下滑，目前台灣成長率維持在4%與3%之間，已經成為一種常態。

平心而論，台灣與早年西方工業國家的發展經驗比較，經濟成長歷程的表現，並沒有特別的大好與大壞，大致符合經濟學理論的預期。60年前的時空背景非常特別，當時全球逐漸走向冷戰對峙，由於當時台灣處在太平洋西岸地緣政治的背景下，受到西方國家特別的眷顧，來自國際資金與技術，加上我們充足的勞動力，形成一股驚人的爆發力，經濟成長超越西方過往經驗而加速茁壯。台灣至此入列「東亞四小龍」，也受到諾貝爾經濟學家顧志耐（Kuznets）讚譽為國際經濟發展的奇蹟。

但一如國際歷史經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面臨成長動能不足，經濟表現自然逐漸趨緩。台灣由1970年代到80年代，十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由10.9%降到8.5%，90年代再降為到6.6%；進到21世紀以後，平均經濟成長率只剩下4%，而且仍然處在持續下滑的態勢。面對這個環境，有人歸責於國際政治與全球化浪潮，也有人歸咎於國內政治因素及意識形態；無論如何，最重要原因仍是因為台灣經濟的結構因素讓成長動能逐漸衰退，無法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

 
從經濟分析來看，台灣經濟衰退的成因是結構停滯轉換，以致失去了關鍵的動能。我們知道，經濟成長動能要素的3個主項分別是：勞動人口、資本及技術的成長。台灣早期有高生育率的人口紅利，有美援資本，有外資投入，所以能脫離戰後的貧困處境。1970以後大量的外資帶來新的技術，促成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甚至因為電子科技業的技術群聚，成就電子王國。那些年代在勞動、資本及技術3項都有大力的支撐下，經濟呈現出亮眼的表現。簡單地說，當年成功的因素與現今台灣的環境結構早已大不相同。

今日台灣的低生育率使勞動人口已成為嚴重問題，不再有人口紅利，也沒有足夠的技術群聚，使得外資裹足不前。而各項製造業、服務業技術來源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必須仰賴外部支應，但外資又大量投往其他開發中國家，於是使得台灣生產技術進步的腳步趨緩；因此導致內部市場機會大減，台灣企業帶著資本走向國際投資。因為勞動力減緩、資本外移、技術進步趨緩等結構性因素，經濟成長的腳步當然更慢了。且更令我們為難的是，內外資企業外移腳步帶走了資金，席捲了人才，勞動供需失衡下，台灣的實質勞動薪資也因此走向低成長，成為社會氛圍與青年心志的最大障礙。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西方工業國家在40年前幾乎都曾經面對經濟成長趨緩的挑戰，不約而同地，許多國家不再強調短期經濟調節政策，轉而大步走向結構性的改革。1980年代之初，在經濟緩步的情勢下，美國總統雷根、英國首相柴契爾開始大刀闊斧改革政府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將公部門資源活化，注入民間市場之內，在公私部門合力之下，達成結構轉型推升經濟的目標。開發中國家也展開結構改革激勵成長動能，以促成經濟翻轉。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帶來其後30年的經濟起飛。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經過整體結構的調整，解決人口問題，樹立教育體制，創造產業群聚，引進外資與技術，結構性問題逐一解決，成為正向循環，因而促成新加坡漁村經濟在半世紀來的奇蹟式躍進。

從以上趨勢觀察，可以明確看出台灣問題正是經濟模式的老化，短期政策能改變的態勢相當有限，因此我們需要因應長期的改革政策。顯然，技術創新是必須走的正道，但產業的創新必須建構在整體結構創新之上，更需要政策的力行與實踐，我們萬萬不能期待某些陳舊的政黨思維，一心只想依附在中國市場發展機會，以寄生觀點引領臺灣政治與經濟，那種模式將完全落入持續衰退的窠臼，埋下無限的政經危機。正本清源來說，只有政府結構、經濟結構及社會結構的大幅翻新，產業才能開始邁向創新，經濟才有可能日新又新。

因此，我們熱切期待2016的大選，我們期盼的不只是周而復始政黨政治的例行輪政；我們期盼的是一個台灣結構改革的新開始，新領導人有必要要帶著台灣大幅變革積極作為，開創另一個30年的成長模式。且讓我們一起想想看：台灣要如何結構改革加速蓄積成長能量，全力推動台灣經濟再度起飛，迎向一個全新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