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資本的世界史》：現代資本主義如何不斷陷入困境

書名：資本的世界史：財富哪裡來？經濟成長、貨幣與危機的歷史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        Ulrike Herrmann
譯者：賴雅靜
出版日期：2018年2月7日
出版社：遠足文化

危機後就是危機前： 現代資本主義如何不斷陷入困境

經濟危機令人畏懼又惱人，沒有人想要。但這種想法並不全然公平，因為景氣放緩是由景氣繁榮而生。經濟危機證明了一個社會的富裕，因為唯有在富裕的地方才會出現不景氣。

1760年前的舊世界不曾體驗過現代意義下的經濟危機。相反地，當時的人對於自然束手無策，必須忍受饑荒與赤貧。《舊約聖經》中對這種經驗已有記載，在約瑟（Joseph）的故事中便曾描述埃及在七個豐年後遭逢七個荒年的情景。

在古希臘羅馬與中世紀時，即使是豐年，大多數人也僅能勉強度日。1500年，一名典型歐洲人的典型消費如下：他一年吃掉180公斤的麵包，喝掉180公升的啤酒。當時啤酒所含的酒精較少，堪稱是「液體麵包」。此外，再加上26公斤的肉、5公斤的奶油與乳酪和52顆蛋，而這些食品已經用掉當時整體收入的80％了。收入的5％用在取暖，10％用來購買蠟燭與燈油，剩下來的一點錢則花在肥皂與布料上。

當時並非人人都能溫飽，8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收穫僅勉強過得去。自古希臘羅馬時代以來，這點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早在古羅馬時期就有80％的人口在田地裡辛勤耕作。

最後一次肆虐全歐的饑荒爆發於1846到1847年。惡劣的天候摧毀部分糧穫，同時馬鈴薯青枯病四處蔓延，尤其以愛爾蘭的災情最為嚴重，成為十九世紀時人口唯一銳減的國家。1841年愛爾蘭人口約820萬，1901年銳減為450萬，至少有100萬人死於飢餓，其餘則遷移到美洲與英格蘭。

此後，除非爆發戰爭，否則西歐糧食不再匱乏，唯一的例外是芬蘭。1867年芬蘭爆發最後一次饑荒，160萬居民中約有10萬人因作物歉收而死。然而，資本主義不僅戰勝饑荒，甚至生產過剩，出現奶油多如山，牛奶深似海的景象。

此時，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等新型態的危機，這兩種危機往往同時出現，但二者並不相同。我們先說明關於經濟危機的古典論述：馬克思與恩格斯發現，每隔一段時間經濟便會衰退，這顯然成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在1848年兩人所發表的《共產主義宣言》中描述了這種奇特新現象的「週期性迴圈」（periodische Wiederkehr）：「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所有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

馬克思與恩格斯指陳其中的重大關聯：古希臘羅馬時期與中世紀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的現象，因為當時物資嚴重匱乏，無論糧食或衣物，任何一種新出商品立刻能找到消費者。現代經濟危機只有在多數社會大眾夠富裕，能捨棄消費時才可能出現。而商品因為找不到顧客而滯銷，這正是構成經濟危機的原因。這種商品銷售不出去的現象，只有在食衣住等生活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才可能發生。

十九世紀還存在赤貧的現象，這正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嚴厲譴責的。但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人能選擇是否要消費。這種從匱乏到過剩的變化，帶來一種從前的社會無法想像的現象：廣告。只要衣食一日不足，人們就不需特地吹噓，因為商品自己可以找到其買家。但只要出現資本主義式的生產過剩，顧客就是國王，必須給予他們禮遇。1854年恩斯特．利特法斯（Ernst Litfaß）首度在柏林設置廣告柱，而1855年，第一家辦理報紙廣告的「仲介公司」也首度問世。

生產過剩經常導致銷售危機，人們於是開始思考，其中是否存在某種規律性。法國醫師克萊門特．朱格拉（Clément Juglar）早在1860年便提出一種論點，認為危機會以七至十一年的週期出現，而一些後來的經濟學者如熊彼得等，則將此說予以變化、補充。時至今日，現代經濟仍然在成長與衰退間擺動，這的確是不爭的事實。看來資本主義似乎無法只呈直線式成長或持續維持在高檔，而總是在危機與繁榮之間動盪。

造成這種擺盪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傾向於群體行為。當經濟繁榮時大家都看好景氣，這激勵了企業家投資並雇用更多的員工，於是薪資提高、價格上漲、銷售攀升、利潤上揚，世界看起來棒透了。但總有一天樂觀會轉為恐懼，開始有企業家擔心未來自家商品可能會銷售不掉，於是他們不再投資，轉而把錢留下來。結果經濟開始衰退，而衰退更強化了衰退，公司商品銷售不佳，於是開始裁員。這種現象又會反映到所有的消費者身上，連沒有遭到裁員的人也受到影響。於是，大家開始撙節度日，為艱苦的未來做準備，並奉行「沒有人知道將來會怎樣」的信條。

內需萎縮，更多的企業破產，更多的員工遭裁員，螺旋持續進行，而且愈來愈急速向下。但即使無人干預，總有一天危機也會結束。十九世紀便清楚體現了這種循環，因為當時的政府還不了解該如何控制危機，只是靜觀其變。有時他們必須等上十幾年，但有朝一日，景氣會因為足夠的企業願意從事新投資而再度好轉。

經濟危機很少單獨出現，大都會伴隨著一場引發大災難的金融危機。銀行通常承受得了一般性的經濟衰退，但是在經濟大好時，銀行往往不只提供真正的投資資金，也會放款給純投機事業。

史上首次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於1857年。自1850年來德國股市行情上漲了一倍，而全球有價證券行情也明顯上漲，這顯示出一種直至今日依然常見的模式：每逢一波投機熱潮興起，便會擴散到所有市場；人們不只操作股票，也會貸款購買天然的資源來囤積，等待價格上揚。1857年8月24日，美國俄亥俄終生保險與信託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and Trust Company）宣告破產，這顆泡沫也隨之破滅。

危機從這家銀行蔓延到另一家，從這家公司擴散到另一家公司，最後美國破產的企業與信貸機構超過5,000家。這些破產公司許多原本體質健全。但金融危機的特徵在於它會影響到所有的人，因為「償付能力」（Solvenz）與「變現力」（Liquidität）再也無法區別。

這兩種概念聽起來專業意味濃厚，但若想了解金融危機的過程，這兩個概念卻至關重要。無償付能力時，客觀來說，便是公司或銀行破產，因為其虧損大到公司資產不足以履行償付義務。變現力危機則是指在整體貨幣體系尚未癱瘓時，公司或銀行能輕鬆履行其償付義務；但遭逢金融危機時，則變現力經常會出現問題。因為大家都不信任自己的生意夥伴，都想保留現有的錢。而與此同時，銀行顧客則擔心自己的資產不保，因此忙著擠兌，貨幣流通於是崩潰。

1857年美國還沒有中央銀行，恐慌失控蔓延，最後擴散到全世界。幾個月後恐慌便衝擊到倫敦，所幸英格蘭銀行做出了專業的反應：印製更多錢貸款給所有面臨窘境的銀行與公司，使恐慌迅速平息。

這種作法相當簡單，直到今日央行依然運用這種對策來解除流動性的危機：當貨幣流通停滯時，會有大量貨幣湧入銀行。一旦恐慌平息，原先央行發放的緊急貸款到期，各銀行向央行償還恐慌期間的貸款，於是這些錢又會回歸央行。央行扮演的是「最終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

但這種對流動性的救援，只救得了體質健全的公司和銀行，資產不足清償債務者依然難免破產的命運。這些破產的公司與銀行因投機失算，無法承擔損失，最後不得不進行清算。唯有在央行出手干預，平息投資人的恐慌時，才能區分出「好銀行」與「壞銀行」。萬一所有的投資人都出現恐慌性擠兌，那麼所有的銀行都將面臨崩潰危機。

1857年，英國人得到英格蘭銀行的援助，德國漢堡市民卻逃不過這個慘痛經歷。漢堡這座隸屬漢薩同盟的城市在當時已是「通往世界的門戶」，資助德國大部分的對外貿易。漢堡在全球流通的期票金額約為四億馬克，但在恐慌之下，這些期票出現無法兌現的骨牌效應。在國外的商人無法付款，因為他們的客戶與銀行同樣在等待付款，最後這些期票又回到了漢堡。結果數日之間，漢堡歷史悠久的公司全都無償付能力。

但此時還有一種解套辦法：城市新貴同時也是漢堡市議員──當時漢堡尚未實施民主制度，是由世家大族治理──想到了一個既合理又現代的構想，亦即由國家出面協助並提供貨幣，直到恐慌平息。當時漢堡既沒有中央銀行，也沒有轉帳帳戶上的現代帳面貨幣，因此錢是臨時湊出來的。漢堡城邦成立紓困基金，發行1,500萬馬克。其中三分之一由漢堡政府債券、三分之二由外國借來的白銀組成。起初，無論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布魯塞爾、柏林、德勒斯登或漢諾威，都沒有人願意向缺錢的漢堡提供白銀援助，只有維也納釋出善意，利用新興的鐵道由「白銀列車」（Silberzug）將重達90,000公斤、價值1,000萬馬克的銀條運往漢堡。數日後，漢堡的恐慌終告平息。

對維也納人來說，這項「白銀列車」的救援行動也是一筆好生意，因為他們可收取6％的利息。「白銀列車」如今看來既老派又浪漫，但這只是一種表象，事實上，當時的漢堡人與維也納人反應極為專業，有時甚至比今天的歐洲還要進步。在歐債危機期間，歐洲央行過了好久才發現它必須遏止恐慌對金融市場所造成的衝擊。

早在十九世紀我們便可看到，資本主義有多麼容易受到衝擊，因為1873又出現了一波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次災難起於維也納，在短短的時間內，當地股票市值蒸發90％以上。此時國家再度出手：奧地利國家銀行（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ank）參與一項大型紓困基金以解救陷入險境的銀行。但隨後危機蔓延到紐約時，這次的危機便再也攔阻不了，因為當時紐約投資人對於鐵路公司的債券與股票過於樂觀，而美國的鐵道金主主要為英國人，因此這次的危機也擴散到全歐洲。

1873年10月，位於德國柏林的奎斯托普聯合銀行（Quistorpsche Vereinsbank）崩潰，這家銀行如同當時眾多的銀行，也為當時景氣大爆發的營造業提供資金。時至今日，每座德國大城市都還看得到所謂的創建區（Gründerviertel），提醒人們在德意志帝國創建前後不久，各地城市的發展有多迅速。當時到處都興建了低價的出租公寓，而這些出租屋面臨街道的那一面大都有著單調的石膏花飾，希望能稍微模仿貴族豪宅的氣派。

不動產投機由來已久，絕對不是2007年因為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而爆發金融危機的美國銀行的新發明。而銀行業務彼此勾連、最後互相拖下水的現象也不新。奎斯托普聯合銀行與22家其他銀行業務相互交叉，導致後續更多銀行的倒閉潮，而影響到整體德國經濟。

1873年德國的「創建者崩潰」（Gründerskrach）情況特別嚴重，因為之前瀰漫著一股非理性的激情。光是1871至1873年間就成立了900多家股份公司，其中100多家是新開設的銀行。這些銀行不僅提供資金創造營建榮景，也放款給急速成長的產業。而這些企業中有許多熬不過這次的危機，其餘則遭受鉅額的虧損。在此我們不免要提出一個首次能部分回答的問題：這次危機究竟造成多少金融的損失？

著名的統計學者恩斯特．恩格爾（Ernst Engel）曾是普魯士王國統計局局長，他著手研究這個問題，並算出1872年444家股份公司市值約45億3,000萬馬克，到了1874年底，這些公司的股票只值24億4,000萬馬克，有將近半數的股票資產蒸發掉了。

但如此龐大的數字還不足以描述真正的損失，因為不僅股票行情下跌，整體實質經濟也陷入危機，薪資腰斬，物價下滑約38％。時至今日，這種模式依然適用：一場金融危機真正的損失並非由銀行導致，而是由實質經濟萎縮、失業、營收惡化所造成的。

每當某顆信貸泡沫破滅時，大家就會尋找罪魁禍首或陰謀者，很快地懷疑便指向有投機者為了致富而蓄意破壞經濟。但這種觀點其實高估了銀行家與投資人的智力。搞陰謀是需要巧妙策劃的，可惜往往愚蠢便可引發金融危機。英國財經記者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1873年時如此描述英國銀行的破產：「真正的犯罪情事極為罕見⋯⋯疏忽的後果往往比詐騙嚴重得多：信心滿滿的經理人鑄下的錯，要比奸詐經理人的偷竊行為更令人畏懼。粗心的誤判遠比深謀遠慮的詐騙常見多了。勇於冒險又深信不疑的經理人願意承擔的損失，以及他出於善意而帶給自己的銀行的虧損，相較於用盡詭計行騙的經理所能隱瞞的，其大小簡直無法相比。」

光是一名充滿信心的經理人，當然無法吹起投機泡沫並導致金融危機。這種狂熱必須蔓延到許許多多的投資人與銀行，才能推升行情。而為了滋養這種集體亢奮，就需要解釋如何使資產增值、具有說服力的「故事」。十九世紀時，鼓舞這種願景的「故事」便是鐵路、鋼鐵工業與城市設計。隨著經濟的全球化，這種狂熱也跟著全球化：金融泡沫在每個國家同時出現，於是危機也蔓延到了世界各地。1873年大蕭條之後，一直到1910年，股票行情才回復到當時的最高水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也對經濟帶來劃時代的影響。戰前隱約出現的徵兆，在戰後成了不爭的事實：經濟上的超級強權不再是英國與其子民，而是由美國接位，而接下來1929年的重大危機起於華爾街，也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