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想想】台北 2.0:新市政下的教育與創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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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台北第二任無黨籍候選人當選市長。6點多,看著連勝文宣布敗選,自己心中卻是喜憂雜陳。

一則喜,因為這次綜合選舉結果告訴我們台灣民生問題已經嚴重到讓民眾無法再忍受一個政治無感、剝削嚴重的裙帶資本主義社會。一則憂,民眾沉浸在一個年輕民主政體的選舉激情中,而台灣人民還沒體會到選舉激情之虛,和民生問題之結構性挑戰之實,兩者之間的間距在四年、甚至八年內都是難以彌補。民主政治,說穿了還是民生利益的倒影,若只是政黨下台,而民間的既得利益無法重新分配、結構性問題無法解決,民主政治最終是換皮不換骨。

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面臨的輿論撻伐便是最佳案例,2008年與2012年美國左派都在歐巴馬身上寄予厚望,希望能一舉終結金融體系腐敗與諸多民生與產業問題。然而,美國左派卻沒有意識到金融體系缺乏監督規範,根本問題在於民間利益滲透政府監督體系。至今,歐巴馬政府在移民、健保、外交、能源等政策,一方面受到右派勢力強大的國會牽制,另一方則被左派勢力批評過於溫和軟弱,讓白宮被國會兩院「關廁所」。其實要說政績,歐巴馬做得並不差,但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滿足美國左派的不實期許,而一轉頭,歐巴馬的民生政策有許多針對的中低收入戶剛好是保守派的大票倉之一,保守派故此傾全力要消滅歐巴馬政府。

台北以至全台灣的政治,我相信不會跟美國2008年開始的情況差太多,而說到民生與產業問題,台灣的情況更棘手。

在討論任何民生與產業議題前,我們必須先認清幾點:台灣有相當紮實的基礎與高等教育,但是卻沒有一個鼓勵創新與注視人文價值的社會風氣;製造業不會回流台灣了,台灣沒有中國與東南亞廉價的低技能勞工、又沒有美國的高科技製造與能源優勢。台灣的人力資源過去相對於其他代工國家算是相對高水準,但是製造業留下的缺口,台灣又沒有像歐美日一樣擁有和吸引科技研發與高階製造所需的人才;論研發創新,已經落後的台灣不可能追上大國以及以色列這類產業方針明確的小國,畢竟研發創新除了講究資本以外還必須有數十年的相關產業經驗與投資經驗來扶植。

台灣過去幾年因為貪圖「同文同種」中國大陸釋出的小利而放棄與其他國家的產業交流與競爭,因為貪圖中國而間接放棄全世界,我們放棄的是75%以上的市場,而不是大家講的我們走在時代最尖端。而中國已經壯大,未來幾年台商在中國的利益只會被鯨吞,不要妄想會有人再讓利。

換句話說,身為台灣人,我們不要再以為自己是大陸國家,甚麼在幾年內甚麼宏觀產業要追誰趕誰,這是狗屁倒灶。我們也不要再以自己是亞洲四小龍引以為傲,如今另三小龍已經躍升已開發國家之最,而我們在已開發國家中卻是搖搖欲墜;我們更不要看不起開發中國家,大部分崛起的開發中國家都有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市場規模與人力優勢,台灣失去的訂單全部都流向這些國家了。至此台灣原地踏步,就是別人在追我們趕我們,該醒醒了。

我們是個島國,我們的民生與產業政策應該要以精簡深耕優勢產業為主。

至此,針對教育與科技創業領域,基於自己的相關產業經驗:曾任職教育科技研發,後於美國自行創立智慧型教學系統公司,去年由美國上市教育公司併購;現再創業,致力於智慧型教育玩具研發。希望借這個機會聊聊柯市長在教育與科技創業的政見,期望未來台北以至全台灣可以協力共進。

【教育篇】

在知識經濟時代,如何教育國民已經勝過砸錢設廠購地。

柯P新政中提及要提倡多元實驗教學,以促進教育創新。個人以為教學實驗的立意良好,但是卻不見得合宜。教學實驗有一定的危險性,若不謹慎實施,建構式數學的慘況可能重演,屆時不知又要犧牲多少台灣學生的未來。在進行教育改革的時候我們常會陷於一種謬論, 那就是以為達人做事的方法就是新人學習的方法,事實上兩是截然不同的。

綜觀教育,我們可將教育分為兩大類,一是內容教育,另一則是探索教育,或創意教育。台灣人常常以為將內容式教育根除,學生便會有創意,這種觀點其實是錯誤的。子曰:學而不思則枉,思而不學則殆。告訴我們任何創意都必須要有足夠的知識基礎,這觀點也跟近代的認知科學研究不謀而合。

許多人最近很喜歡討論芬蘭,而討論到芬蘭又常常會討論國際性學力評比(如OECD的PISA),殊不知台灣不但曾經在PISA 2006與2012擊敗芬蘭拿下數學冠軍,最近的2012個項目也在前十名,與世界其他已開發國家不遑多讓。這告訴我們台灣的內容教育算是相當紮實,台灣畢業生在基礎知識上領先許多歐美先進國家。

若要刺激學生創意,我們不該妄在內容教學上動腦筋,而是將心思放在創意教學。不幸的是,創意並不是可背誦的學術科目,而是一種社會與家庭環境造就的軟實力。學生沒有創意,我們該擔心的不是學生有沒有背好物理公式,而是為什麼同樣是科學展覽,台灣會普遍衍生出父母逼小孩參展或是父母替小孩代打的情況,完全抹殺了科學展覽的探索教學美意。要從根本促進創意教學,台灣人面臨的難題是如何轉型社會價值觀去接納「與賺錢沒有關係的純探索性活動」。個人認為社會價值並不是一位是長在四年八年能夠改變的,實驗教學在這邊我個人認為是華而不實的政策取向,純粹在教學方法上動腦筋是沒有辦法去改變「人為何不思考」這種文化問題。

我個人生長於實驗教學環境,後來也與實驗教學家合作進行教育科技系統建置。實驗教育能夠改變的是局部的學習成效,這是一個需要長時間觀察並且成效有限的專案,並不是大家想要相信的救命良藥。把話說白了,實驗教學之所以給人一種遐想,是一種很典型的取樣謬誤:大部分把小孩送去實驗教學的家庭都至少是小康家庭。這些家庭的家教以及學習資源本來就高人一等,他們有沒有送小孩去實驗學校,小孩的學力都會高於平均值。

柯市長對台北市以及台灣人而言是一個希望的指標,因此我個人希望柯市長卸任後的評價不會因為開這種空頭支票而遺臭。與其去淌方針模糊的實驗教育渾水,不如將市政力道放在完成柯市長白皮書中提到的免費線上教育。

我個人在台灣輔導教育科技創業和與創業家交流的感想是,台灣目前在線上教育的方向太過於依賴複製國外案例,而沒有去根據台灣的優勢和需求去催生新的教育平台。如台灣第一學府扶植的學習平台,充其量是個山寨版Khan Academy,而該平台的內容素質以及教學方式在美國已被教育界撻伐多年,並非一個新創或高素質的教育平台;而台灣另有企業集團轉投資教育科技,但偏偏就是相中了學習管理系統,而稍微對這市場有了解的都知道這是個極端飽和的市場,其中Blackboard、Sakai、Moodle等已經搶下了美國國內與許多國外大學與高中市場,連科技龍頭Google用Google Apps進軍都敗陣,最近才又重新改組配合Chromebook進入教育市場。這類教育科技不但已走在時代末端,更不符合台灣的教育需求。美國有嚴重的師資與資金缺口,台灣卻是師資過剩。台灣要建置教育平台不該只是將教學影片和題庫上傳,而是要投入研發教學個人化(personalization)與教學差異化(differentiation)相關技術。

針對線上教育,個人以為有幾個台北未來四年到八年可以有效執行的方向:

1)    召集台灣菁英師資建置智慧型、互動式教學內容
互動式教學系統過去20年最大的瓶頸在於內容建置成本,若要聘請具有數十年教學經驗之師資設計能依照難度與預習科目去進行個人化的互動式教學內容,單年級單一科目上千萬台幣的成本連上市公司都吃不消。然而,近三年新普及的雲端技術、行動科技與機器學習,使得互動式內容可以以分散式與模組化管理來達到橫向可擴張性。幼稚園至高中的互動式教學單一科目建置時間與資金成本,降至過去的15%以下。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美國有這樣的技術與管理方法,卻沒有更先進的普及化互動式教育平台?

答案很簡單:因為美國的教育系統是從州政府至學校都是採取分散式管理,行銷和業務成本太過於昂貴,並不符合私人企業的營利模式,對於創業家更是沉重的負擔。

同樣的計畫若在台北執行,台灣教育體系相較之下有非常明確的課程綱領,學區通路已被科技化意願高的出版商整合,成功率極高。若台北市政府能輔助此技術與管理方法之在地化,台北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個互動式教育普及率達100%的城市。

2) 個人化數位教育
現代數位教育可分為三大類:多媒體教學,遊戲教學以及互動式教學。互動式教學由於含有豐富的知識結構,一旦建置互動式內容,便可以自動轉為遊戲或多媒體教學,將同樣的互動式內容以多種型態透過雲端與行動技術供市民使用。此技術一樣在過去三年內已逐漸成熟,可商業化,而其普及化瓶頸一樣在於市場的行銷與業務成本。

若完成建置大眾互動式內容平台再配合台灣的通路,台北市不但可以讓互動式教學普及化,更能夠成為世界第一個個人化數位教育完全普及化的城市。

個人認為,要為改變台灣的創意缺口,先從基礎教育的因材施教上下手,更有實際的效用。在此有所收穫後,再討論要如何激發創意。

3) 教師,學術與創業三方交流研討會,資料透明化
說到教育,我們必須看清這產業的三方政治角力:教師是教育方法的技術人員,他們累積的是實際與學生互動的經驗和對教學內容的結構性知識。教師帶來的創意是教學方法上的漸進;學術人是理論派的代表,他們講求是學術理論的一致性與合理性,並且在實驗環境中取得精準的實驗結果作為教育方法的理論基礎;創業家則是整合商業資源與其他兩者累積的知識與建議,開發出可行的產品與業務模式來輔助教師,另一方面將理論實作。

當然事實永遠沒有那麼美好,這三方與其說是角力或是夥伴,不如說是三個平行宇宙。許多教育科技創業家所謂的新產品的潛在問題在學術界早在多年前、甚至數十年前就討論過;而許多教育科技創業家所謂冠冕堂皇的「用手機和平板學習將教育民主化」,講句不中聽的,只是怕去接觸老師,深入了解教育界面臨的真正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會使用先進行動裝置以及使用行動付費的族群,一般來講都是受教程度和收入較高的家庭。而一般家庭與清貧家庭學生碰到的問題,常常是沒有同樣的補習環境,身邊沒有成功典範,或是因為家庭因素(如需幫家裡工作)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讀書。教育系統現狀時常反映出社會常態,在了解教育系統中的問題前就要在現有系統外說要尋找解決方案,是不切實際的。

若台北市能擴大辦理一年兩次的三方交流研討會,讓教師、學術人與創業人能依領域(幼兒教育、特別教育、中學教育、高等教育、技職教育等)交流與發表成果,甚至締結產學聯盟,合作研發教育服務與產品。台北市應鼓勵三方公開各種實驗資料已供學術研究參考使用,以及訓練教育相關人工智慧模型。

【創業篇】

據自己在美國創業、在台美兩地輔導創業、兩地多輪籌資以及和兩地創業家交流的經驗,台灣其實不缺資金:台灣可作為天使投資人的高身價人士非常多,比例上論比日本、南韓、中國都還高;而台灣不少資金雄厚的企業與家族,其實都設有自己的風險資金以及私募基金。台灣也不缺辦公空間,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計算,台灣數以百計的創業育成計畫和共用辦公空間的密度比美國還高。所以問題出在哪裡呢?

許多這方面的討論幾乎都專注於空間和資金的分配,卻鮮少提及知識經濟的另外兩大支柱:高知識人才與管理模式。個人以為,這兩點才是台灣缺乏的。

說到高知識人才,我不得不說台灣基礎以及技術教育辦得很成功,世界上沒有幾個已開發國家能夠有75%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敝人在美國求學時,也曾回台灣兩大工程院校實習,說真的台灣的理工學生技術底子紮實,完全不輸美國理工名校。所以台灣究竟輸在哪裡?我個人以為問題出在台灣擁有的許多高技術人才,卻不見得是高知識人才。差別就在於兩種人才對知識運用和創意的觀點:前者在乎的是動手苦幹,後者在乎的是慎密計畫協調。一個團隊兩種人都需要,但是若談到重要性,少了些高技術人才頂多是步調變慢,但是少了高知識人才,技術人才成了一群無頭蒼蠅,組織進入空耗。

要確切了解問題的主因,我們必須認清一點:台灣曾輝煌過的代工製造時代是個重技術的王朝。過去台灣注重的是精準和密集的技術勞動力,但這種工業模式已經一去不返,早已連根拔起轉移至中國與東南亞。反觀現代科技業為服務導向,技術與產品必須與服務整合,這意味著純工程勞動已無法滿足產業需求,現代科技業所需的是能夠整合設計、工程、統計、認知科學等專業來有效率地進行產品開發、產品使用率分析以及產品改良的良性循環。原因不外乎所有現實生活的問題都是多層面而非單一專業能夠妥善解決的。我們需要有整合能力的高知識人才來妥善分析與解決問題,這就是台灣目前的科技人才缺口。說簡單點就是我們寫程式的人很多,但能夠去解決現實問題的人卻不多。

當我們的技術人才還是只會解決工程問題,而沒有辦法一個人去獨立判斷市場資料如何改變設計與工程決策,那這意味著一位具有知識整合能力人才能做好的事, 在台北我們必須要請至少四個人才行,甚至可能會被一個大而無當的團隊產生的溝通問題而拖垮組織效率。若我們再繼續坐視高知識人的缺口,短期是賠上產業效率,長期而言是培養不出能領導人才多元化的現代科技司,未來我們也沒有能力去將經驗傳給下一代。

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科技創業與其說是技術創新,不如說是管理與營運模式的創新。綜觀達康泡沫後的科技業,人才、產品、使用者經驗、行銷、業務、組織文化等公司各個層面都是不斷地演進,講求更大的彈性,更大的效率,以及更大的獲益。2000年前後的世界,科技產品還在以幾月幾年來定義產品發表週期,今天的科技公司工作週期最多一個月,大部分都設在兩周左右。

台灣的創業界碰到最大的問題,不是別的,就是管理與營運模式停留在2000年。現代的創業與科技名詞,如Agile Development、Viral Marketing、Predictive Analytics、Lean Startup等充斥了台灣創業圈,但這些畢竟是行銷用字,每個名詞所形容的是產業個別的管理與營運經驗,而在台灣在近年來有成功創業經驗的人真的很少。

我個人以為,台灣創業家最大的敵人不是競爭,而是一個缺乏競爭的環境。

由於在現代科技管理思維相對落後,台灣每位創業家在小池塘中都以為自己是大魚,過於怡然自得。舉例說明,台灣的軟體創業公司的Prototype以及Alpha開發週期許多都在半年以上,許多甚至一年,兩年都有。這種步調在創業蓬勃的城市(如舊金山與紐約),幾乎沒聽過這種步調。矽谷與紐約的種子資金幾乎是在六個月到一年內籌畢,產品轉型是兩三個月的事情,而大部分的公司死亡週期是兩年。在台北,這些數字幾乎是兩倍到三倍,也就是說,同樣的點子,在台北,創業人的執行力只有人家一半到三分之一。

原罪在於我們的創業圈跟國外交流實在太少了! 因為接觸的外國團隊少,我們不知道自己動作慢了人家多少;因為不敢跟別國團隊正面交流切磋,我們得到的創業產業資訊永遠是跟著國外科技媒體走,而當媒體開始報導時,代表別人的團隊已經在收割了,我們才想要跟進。我們國內的育成計畫碰到的瓶頸就是空有資金與空間,卻沒有師資和實戰經驗去解決產業問題。在這種環境中繼續育成就好像妄想在池塘裡面養鯨魚,在照顧環境、人才與師資等先決條件之前,談什麼育成或投資規格都是很不切實際的。 

簡單來說,台灣創業軟性問題造成了科技創業難有國際級的成功案例。大家在小池塘中逞兇鬥狠,卻沒人見過真正的鯨魚、見過大海的浩瀚。而當高風險的科技創業在台灣的投資報酬率太低,台灣的天使與風險投資資金外流的情況便難以逆轉。

我個人以為,要吸引台灣的創投資金與國外師資回台,現階段我們應該從刺激台灣團隊的問題解決思維著手。這點可從兩方面落實:

1) 定期設立民生問題創業論壇以定義明確的問題環境。先將台北市各類市政資料(如交通、水電、學區統計、犯罪率、報稅、人口統計等)以開放API的型態釋出,再鼓勵創業團隊參與論壇競賽以廣集改進台北市交通、治安、教育等民生問題之改進方法,一來增進台灣創業家的問題解決能力與營運統籌能力,二來將民間智慧納入市政決策,以增進政府行政效率與創意。美國目前紐約、華盛頓特區等城市都有定期舉辦民生問題創業競賽。此舉能釋出公家資源推動民間創業。

2) 擴大招募傑出國際團隊參與國內創業論壇,以促進國內外團隊在產品、行銷、營運、籌資等方法上進行交流觀摩,進一步發展國內尚未成熟之技術,管理與營運模式。待國內創業團隊營運有初步收穫後,台北可與國外城市連線,讓國內團隊能嘗試將自家解決方案在他地應用,進一步考察他國市場之差異性。

3) 若要再進一步釋出公家資源,請台北市帶頭將政府所有機關對外網站的設計外包透明化。市政府甚至可以以此舉辦設計大賽,提供基本的網站地圖與內容讓科技公司投稿設計,並公開舉辦網路投票,讓市民可以選出更具有美感且更先進的網站。此方法可以從事政府網站一直延伸至教育局、文化局、觀光局等,一來讓民間人才與政府合作改善政府網路行政效率,二來也提供科技公司曝光機會以及獎金作為創投資金。

4) 台北市可考慮與民間資金合作建立重點產業培育計畫。目前台灣的新科技培育計畫幾乎都是以app設計為主,然而以目前大環境與台灣產業現狀看來,台灣並不適合發展app,首先app公司靠的是服務而不是app本身的收入。數位服務需要大量的創意人才,小國除非像以色列那樣經過數十年的深耕,否則在人才有絕對的劣勢。更何況台灣過去20年的代工經濟所產生的人力資源完全不符合數位服務的創意需求; 第二,台灣市場不夠大,app服務講究高效率與高流量,除非小國有足夠的創意價值去攻佔大國市場,否則在資本和通路成本上也有絕對劣勢。

台灣過去的電子代工經濟也為台灣囤積了雄厚的電子產品設計實力,為台灣在這方面培育出數一數二的人力資本。目前以美國領頭的科技業已快速走向所謂的IoT(Internet of Things)潮流,簡單地說就是智慧型手錶、眼鏡、燈泡、溫度計、插頭、電視等能與網路整合的電子產品。單就美國而言,由於美國公司長期將電子產品設計與製造代工外包至台灣與中國,硬體產品的設計與製造流程反而成了美國IoT創業的弱點,而世界工廠中國則缺乏台灣公司的品質與管理。

IoT潮流講究的不是軟體平台的複雜度,而是硬體與軟體的整合,這對台灣目前的人力資本來說是完美的切入點。

然而,相對於純軟體科技,IoT所需的資本略高,台北市政府若首先用matching grants來鼓勵民間設立風險資金,再來從國內外聘請此產業成功人士回流台灣並組成10人以下的諮詢團隊以輔導新創公司,可拋磚引玉。

台北以至台灣的現況,不怕話說重了點,已是最後的轉捩點。柯市長上任台北,該有的人事物都已經到位,往後四年甚至八年的方針以及施政力道,相信都值得我們期待。

關鍵字: 科技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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