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大選過後（五）

詩人與我約在KLCC公園，我起初不懂為什麼約在市中心，那不符合他的氣質。

我想像可以和詩人在他住的孟沙區（Bangsar）小公園，一起吃馬來傳統早點、聊聊天，但我們約在偌大的KLCC公園，它有50英畝大，是吉隆坡之肺。公園旁是高聳入雲的雙子星塔。

我們甚至沒有明確說好在公園何處碰面，它有50英畝大，這場約會就像謎樣的詩句。我獨自在公園玩起尋找詩人的遊戲，直到十分鐘後，看到他和陪同的朋友――檳城研究院的研究員，政治學者黃進發在購物大樓前的噴水池向我招手。

沙末賽益（A.Samad Said）比照片中瘦小，他是個82歲的老人，蘋果綠襯衫、灰色長褲、褐色涼鞋，和他的大地色皮膚和諧共存，白如雪的長髮和長鬚已經合為一體。

他戴著一副細邊的圓框眼鏡，有印度詩人泰戈爾般智者的況味，他們的白髮和膚色的確相近。原來正逢齋戒月的緣故，到晚上六點前穆斯林連滴水都不碰，採訪結束後沙末賽益要前往公園裡的國家清真寺，參加午間祝禱。

雖然我帶上一本詩集，但在之前我絲毫不熟悉沙末賽益的詩。馬來文是陌生的語種，這個族群的文化特色，在來到馬來西亞前，我幾乎一無所知，也無從得知。但也因此我們更容易交談，沙末賽益不會預設外國人必須對他知悉，即便他是馬來西亞地位崇高的國家桂冠詩人。

在接受國家桂冠之前，執政黨時常找他去念詩，有銀行會收購他的畫，這些都是他重要的經濟來源。在他成為Berish淨選盟的聯合主席後，國家遺棄了他，但人民更加愛戴他。馬來西亞人稱沙末賽益Pak  Samad，Samad是他的名字，Pak在馬來文是uncle的意思，代表對長輩的尊稱。

沙末賽益是眾望所歸的Berish精神領袖，黃進發是Berish運動要角，他說自己是Pak Samad的保鑣，實際上Berish很多創意的點子都出自於他。在和詩人見面前哈里斯壯曾滿心傾慕的跟我說：「安華和民聯只是比較好的舊政治，但沙末賽益和Berish是新政治的代表。」而此刻，在政黨輪替之前，馬來西亞已處於新舊政治觀的交會。

見到面時沙末賽益說：「走，就去上回我們讀詩的那個涼亭吧。」那個涼亭是有一回Berish讀詩運動的地點。

當時有三、四百人帶著黃色氣球，穿著黃色T恤在綠蔭中讀詩，警察來了他們就將手中氣球給放了，然後一哄而散。黃進發將Bersih歡愉、輕鬆、多元的基調玩得淋漓盡致，他要用幽默感取代恐懼，如此他溫和的國人才會願意走上街頭。

讀詩涼亭裡已有一對瞌睡的情侶，在我們偶爾雞同鴨講的對話中，一度睡到歪斜，兩頭交錯，絲毫不受打擾。在我們坐定後不久，涼亭前後的遠處來了四、五個保安。

「我們兩個湊在一起他們就擔心我們會搗亂。」40歲的黃進發是研究選舉制度的政治學者，因為Berish運動時點子太多，很讓警方頭痛。他彷彿用不完的精力和赤子般的童心，他拿出手機，用鏡頭和警察對峙。

他用我聽不懂的流利馬來語跟警察隔空喊話，警察們只是靜靜保持距離，用小型錄影機紀錄我們，一直到採訪結束，尾隨我們陪同詩人走到國家清真寺後才離開。從頭到尾，我們旁邊的那對情侶依舊嘴巴微張，固執的睡著。

我們從1957年馬來亞獨立開始聊起。詩人告訴我，他1935年出生於尚未獨立的新加坡，我追問1969年513發生在吉隆坡的族群衝突，當時詩人34歲，在《前鋒報》當記者，他和他的華人編輯，在暴動後開一輛車在街上晃，他是真正的見證者。

「我們在醫院看到有誰死了，當時有很多耳語，這是華人和馬來人的衝突。」詩人沒有吐露太多細節，他只說當時看到國家變成這個樣子很傷心。

1969年5月，當時馬來西亞剛舉行第三屆大選，反對黨獲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聯盟政府（國民陣線之前身）。根據官方說法，反對黨支持者——多數是華人，在5月11日在吉隆坡慶祝勝利遊行，充滿挑釁而引發執政黨支持者馬來人的不滿，隨後5月13日當日發生大規模的巫華衝突。官方資料說死了196人，傷約439人，逮捕9143人，但非官方估計，死者應介於1000-2000人，絕大部分是華人。

513暴亂事件震撼舉國上下，聯邦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同時國會也宣佈暫停運作，由敦拉薩領導成立了一個全國行動委員會，之後巫統制定一連串種族政策，也造成華人極深的陰影。經由政治介入制定的不平等政策，讓族群的鴻溝更難癒合，513事件是馬來西亞國家歷史最重要的分水嶺。

我不確定513這段類似台灣228的傷痕歷史，是否還很禁忌，或者是詩人準備出書所以沒對我說得太多。我想知道更多細節，更多官方論述外他的個人感受，這些我在馬來西亞書店裡幾乎都找不到。但一切都隱晦如詩，微風徐徐，詩人的鬍子和頭髮飄啊飄。

接近中午，採訪結束，我請詩人為我讀首詩，他從善如流。他翻開詩集，選了＜淨選之火＞，那是為Berish淨選運動¬而作。

我們受熱火所煎熬----

但我們仍呼喊獨立的叮囑：

民主如太陽般明亮

如信念般熱切　如自尊般純潔。

我們已焦慮許久----為那受傷的民主；

我們已悲傷已久----為那沉痾的民主。

傲慢的民主，是我們厭惡的；

完整的自由之聲，是我們夢想的！

兩個世紀以前，亞當斯呼喊：

（當他在波斯頓傾茶入藍色的海洋中）

不需要討好人的喧嘩喝采，

需要的只是沉穩的篝火。

現在請點燃那神聖之火；

現在請傳播那燃燒之火。

六

我在離開馬來西亞的前一天來到民主行動黨總部。

當時我已在這個國家待了三個禮拜，去了檳城、吉隆坡、以及柔佛新山。我還買了20公斤的書，做了超過20人的採訪，並且經驗一次被新加坡拒絕入境的教訓――因為我太老實，跟新加坡海關說我只打算當天來回的入境，是因為馬國簽證快要到期。

三周之前，我對這個國家所知甚少，多停留在概念，但此時它代表了有意思的人事、活力的社會、以及更多的啟發。行前我粗略將台灣九十年代做為對照的假設顯得幼稚，相較族群、宗教、階級議題皆遠比我們想像複雜的大馬社會，台灣社會單純得多卻無限自我糾結。

我看到除了近15年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這裡社中有社、國中之國的異文化交會，當然還有華人的馬共情結，以及漸形漸遠的中國/華認同……

這裡複雜的故事，幾乎都糾結著馬來人與華人的矛盾（是的，10%的印裔顯得邊緣），深深令我著迷。帶著對大中華論述的抗拒――所有歷史對照都必須回望神州，一切在地成就都屬於中國，我在到訪最初刻意拿掉的華人視角，在最終決定放了回來。

我好奇這些流散到南洋的華人，經過三代在馬來半島的生根，一方面有獨立的華教系統，被授以一套傲人的、五千年悠久的中華文化觀；另一方面遭遇馬來中心的種族政策排擠，華人如何認同在地？而他們在當代的馬來西亞政治，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我和國會議員劉鎮東有約，打算臨走前聽聽他對族群政治的看法，也是我帶著台灣經驗的最深好奇：我認為馬來西亞社會在政黨輪替後，才要開始面對真正的矛盾。

民主行動黨是反對陣營民聯中，華人色彩最濃厚的。他們原本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馬來西亞支部，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支部在地重組了現在的民主行動黨，黨徽是一支紅色火箭，所以也被馬來西亞人暱稱是「火箭黨」。

擔任過行動黨秘書長（秘書長是行動黨最重要的職位）30年的林吉祥是備受尊崇的華人政治家，他的兒子，現任秘書長林冠英，是目前華人政治人物中聲望最高、今年大選連任成功的檳城首長。雖然他的政治語言類似曾經極高人氣的阿扁，偶爾被批評民粹，但一般認為他將檳城治理得不錯。他們父子倆都曾受過政治迫害，因涉及國家安全的《內安法》坐過牢。

民主行動黨的總部在吉隆坡貧窮的富都區(Pudu，當地人稱半山芭)，一間破舊的老飯店裡，那是支持者以極低的租金租給他們。當我費盡力氣找到這個在偏僻的高架橋旁，名為「文華」的老飯店，走進大廳時有種看鬼片的忐忑不安。

我走出電梯，看到大大的火箭LOGO，接著走到一片看似無盡的長廊，推門進去前，遠方一個背著後背包，穿襯衫西裝褲卻一副學生模樣的男孩走來。

這是我和劉鎮東的第三次碰面，第一次是在國會，第二次是在一家吃豬腳的德國餐廳，兩次都很短暫，還沒問到甚麼他就匆匆前往下一個工作：一次是齋戒月開齋，一次是行動黨臨時會。在約訪前，《當今大馬》的檳城記者不斷提醒我：「馬來西亞的政治人物裡，妳一定要跟劉鎮東聊聊。」

這位36歲的柔佛州居鑾區國會議員，是近年華裔青年參政的政治明星，他也是馬來西亞英文媒體所稱的「神奇小子Wonder Boy」，9月底民主行動黨中央委員重選時，他拿下第一高票，黨員人氣比(檳州首長)林冠英還旺。

他在澳洲留學時主修政治，研究伊斯蘭黨，2008年接受民主行動黨徵召，當選檳州國會議員，而後成為林冠英的重要策略幕僚，主掌檳城研究院，進行治理檳州的政策研究。今年他和林吉祥到南馬柔佛州參選，一擊中的。他也是反對陣營的論述大將，在505後屢屢拋出見解，企圖為些許頹喪的公民社會設定新議題。

這位計程車司機之子，是典型的烈火莫熄世代。劉鎮東在19歲聽到林吉祥的演講而決定從政，21歲正逢烈火莫熄，他跟著一個非馬來人的小組織來到安華家中聲援，參與歷史的一刻。

「1998年9月20日，安華再被捕前，率領五萬人在國家回教堂和獨立廣場大集合。我跟隨其中一組仍有一萬人的遊行隊伍，一直遊行到當時仍未搬到布城的首相官邸，第一次看到催淚彈、第一次親眼見證警察打人，匆忙地逃亡現場之際，不能忘記馬來女生群高喊”Zalim”(暴政)的聲音。我告訴自己，這輩子不會支持國陣政府。我相信，那些看著男生們被警察毆打的馬來女生，這輩子也不會支持一個依靠合法暴力維持統治的政權。」他在＜Bersih世代＞一文回憶當時情景。

他也曾將蔡添強視為反叛的象徵，認為他充滿新政治的想像，考慮加入公正黨為蔡添強助選，但隔年他因緣際會成了民主行動黨議員郭素沁的助理，並在22歲時成為黨員，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劉鎮東帶我參觀辦公室裡一整間像小圖書館的藏書，三分之二是英文，另外三分之一是中文。我記得第一次在國會採訪他時問起馬來西亞經濟，他從隨身的後背包抽出一本牛津(Oxford)出版社的《Malasian Economy Unfolding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裡面還有黃色螢光筆的記號。

「這本給妳，我再買就好了。」他遞過來，微笑時露出酒窩，眼睛瞇在一起，很符合當地英文媒體喜歡給他的形容詞：「Boyish」。但他一開口就是亞洲的區域政治經濟：「過去因為冷戰的緣故，亞洲一直缺少中間偏左的路線，在新自由主義的區域經濟整合更大型的今日，全世界都面臨抉擇左右的十字路口……」和他的酒窩有違和感。

他提出「新中間路線」，在專欄集結的著作《決戰中間》有許多的闡述。不僅僅針對經濟，還有族群政治。他認為要推倒國陣需要在野黨結盟，唯有伊斯蘭黨和民主行動黨願意往光譜中間移動，才有結盟的可能。

「未來的政黨結構，可能是伊斯蘭黨與行動黨都走向中間，也互補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需要公正黨。也有可能，公正黨不斷從中間擴大，而伊斯蘭黨和行動黨無法轉型，那麼以後就不需要行動黨和伊斯蘭黨。」他在一次email信件中跟我分析。

他說的也是巫統可以獨大56年，但反對陣營遲至2008年才成氣候的原因，在這之前行動黨和伊斯蘭黨分別在反對陣營來來去去。

一方面是華人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有很深的恐懼，擔心伊斯蘭黨執政會將馬來西亞改成伊斯蘭國家。目前馬來西亞國內佔總人口六成以上的穆斯林必須遵從伊斯蘭律法，由宗教局約束。

而另一方面，馬來人和華人在英國殖民時期就存在著有矛盾。華人雖然是25%的少數，但普遍經濟條件優於馬來人，又有五千年的文化優越感，這也是為何馬哈迪會寫下鼓吹種族保護主義的《馬來人的困境》禁書，為當時的激進青年安華所認同。

而第二任首相敦拉薩在英國求學時，受到左派階級論述影響，再看到國內馬來人普遍比華人貧窮的困境，發展出混雜了種族和階級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在513衝突後的隔年1970實行，奠定馬國種族政策的基礎。這是造成現今馬來西亞社會深刻矛盾的主因，也是反對陣營的進步馬來精英如安華、努魯伊莎、阿當阿迪等主張廢除的：他們呼籲馬來西亞需要的是公平的階級政策，而非種族政策。

正是基於馬來西亞的共同體意識，劉鎮東在澳洲求學時決定研究伊斯蘭黨，希望能了解華社不熟悉的伊斯蘭社群，尋求和解與合作，這在華人中並不多見。他的初衷讓我想起沙末賽益。

見面當天，沙末賽益手持本中國古詩選《白馬集》，他告訴我：「我嘗試去了解中國歷史和朝代，讀中國詩是想更了解我的華人同胞。」

這位經歷過513事件，憂傷的白髮老詩人最欣賞的政治家不是安華卻是林吉祥，他對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智語是：「只有越來越多馬來人願意加入民主行動黨，甚至出現一個非馬來人領袖，馬來西亞才算真正改變。」

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馬來西亞人還在摸索著了解彼此。多元族群是所有理想主義者的終極目標，卻不容易實踐，但至少已經開始。

一如前面兩次，劉鎮東和我結束短暫卻愉快的交談。他得趕去七點的社區開齋，這是齋戒月期間，穆斯林唯一的一餐，馬國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交誼機會，即便不是穆斯林都會盡量參加。

是劉鎮東的同事送我搭計程車。這位三十一歲的年輕女孩，是行動黨所屬出版社「眾意媒體」的負責人，她在台大念社會所時的指導老師是藍佩嘉，深受台灣社會學圈思潮的影響，她研究馬來西亞移工政策。

「我很喜歡台灣，常常回去旅行，」她有著小麥色皮膚，穿件熱帶風情的沙龍，在右耳後的髮上別了一朵花，很是美麗。我問她為何念完書不留下，就像許多馬來西亞”僑”生畢業後直接定居一樣？

「台灣的生活很美好，但想想那裡的民主不是自己的，好像應該回來做些甚麼。」

可人的熱帶女孩送我坐上計程車，我們揮手道別，她的話讓我想起小王子的玫瑰花。小王子愛他的玫瑰，不是因為她完美無暇，而是因為自己灌溉。

我只花5分鐘就回到住處，去程這4公里花了我2個小時。

因為人們正在享用開齋，我猜飯桌上有各式炸物、咖哩、蜜棗，還有我叫不出名字的甜糕，但沒有豬肉和酒。吉隆坡在這個難得片刻，出現了短暫的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