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恐懼與台灣當前情勢

美國媒體專家Douglas Rushkoff說過下面這個故事。在2009年金融海嘯之後，許多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在走投無路之下，紛紛報名參加所謂的「財富展」。「財富展」通常會找來許多社會名流背書，包括前運動員、知名作家、經濟學家等等，在大型會場舉辦，塑造出樂觀、進取、人人發大財的歡樂氣氛，讓參加的民眾如同看到救命稻草，急忙在會場掏出幾百元美金，甚至上千美金購買第一手房地產內幕資訊、理財課程DVD以及會員資格等等，期待能從財務困境翻身。也有民眾喜悅地跟Rushkoff表示可以馬上轉賣價值2000美金的現場獨家資料（Rushkoff上網調查，一模一樣的東西只要349美金就可以買到二手貨）。

而這波活動當中，最有意思的莫過於當時業者甚至搭配贈送所謂心靈成長書籍以及DVD給參加者，鼓勵參加者勇於追求夢想與財富，也就是最重要的，讓這些已經財務困難的民眾身上，再掏出錢（貸款）來投資房地產。而此書後來也曾衝上美國與台灣暢銷書排行榜。順帶一提，筆者數年後在台灣某傳銷公司也看過該DVD被當成贈品。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美國金融海嘯後的種種措施，並沒有減緩美國之貧富差距，對於發明與炒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銀行，則是用全體納稅人的錢加以紓困。發大財的，依然是搞出房地產金融泡沫的同一批人。

同樣的心理學手法並非美國企業所獨有，對照台灣近年的情勢，可以看出，在台灣的中國勢力也運用類似的手法。例如，即使2017年核電只占總發電量8.3%，然而中國勢力在2018年的選舉當中，依然將核電吹捧為發展經濟不可或缺之要素，來爭取支持。

以空污而言，雖然環保署數據指出2007-2017年台灣空污呈現改善的趨勢，然而中國勢力仍然將空污炒作為必須利用核能與燃煤才能解決的問題，而無視天然氣與再生能源做為主力發電組合，其空污表現遠勝過核煤做為主力的發電組合。

至於經濟方面，就更不用說，中國勢力利用假新聞養套殺農民，壓低鳳梨收購價，再轉手賣到中國賺取暴利，去年已上演過一次。在電力方面，核電的成本，包括核廢料處理成本，如今已被台電證實為天價，甚至還找不到最終儲存場所。然而中國勢力卻執意將核電吹捧為廉價能源，要民眾再掏出幾百億來重啟核四，可以說是完美複製上述美國業者的手法。

當年美國業者所利用的是財務上走投無路的民眾之恐懼心理，而我在這裡嘗試解析，台灣民眾的恐懼心理是從何而來。

台灣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缺乏實證國家主權的這種｢例外狀況｣的客觀事實，應該是已經造成國民長期的心理焦慮與恐懼。也就是說，政府所宣稱的社會規範，不論告訴台灣民眾｢兩岸同屬一中｣或｢台灣已經是獨立主權國家｣，與民眾所認知的客觀現實都有所差距。加上長期以來的中國因素給予台灣社會的經濟誘因與實質暴力威脅。也就是說，個人的主觀認知、國家制定的社會規範（例如，教科書納入中國領土）、外在客觀現實，三者之間長期以來巨大的鴻溝，造成民眾缺乏主體性的恐懼與焦慮。

其結果，就是民眾投入｢開發成長｣優先、｢科技專業至上｣的迷思，來彌補與逃避缺乏主體性的焦慮以及恐懼。當然，在恐懼之下，期待投降中國，來換取安心賺錢，也是一種可預見的心理反應。至於在獨裁政體之下，是否真的能安心賺錢，恐怕許多民眾也沒有能力去思考，或不願意去思考。就如同上述參加財富展之民眾，應該也沒多少人冷靜下來思考自己的處境其實是被剝兩層皮。
同樣的模式，也呈現在核能的特性與論述當中。

在美國，為了推廣核電，政府長期以來給與業者種種的補貼、以及責任的免除，1957年的  Price-Anderson法案，規定業者賠償上限:是6000萬美金，國家賠償上限為5億美金，然而當時美國原能會估計一個大型核災造成損失是70億美金。後來美國2007年的修法，將國家賠償核災準備金提高到100億美金 （福島核災損失至少1880億美金，並持續追加中），但國家將擔保電力公司興建核電廠的貸款。
一言以蔽之，即使在美國這種民主市場經濟大國，核電的相關財務風險與核災風險是由國家（全體納稅人）買單，而非金融業者與電力業者自行負責買單。核電業的早期發展也非電力業者遵循市場成本效益機制而選擇核電，而是被政府與核電製造商強迫推銷的結果。

然而當年各國政府與業者推動核電時，無不將之宣傳為富饒與經濟成長的象徵。

在台灣的選舉中或政治爭論中，往往是統獨議題佔據主要位置。但不可因此而誤會說，國家主權議題的爭論是空虛的口號之爭或政客煽動所造成。而是剛好相反，正因為外在國際客觀環境，使台灣無法確定國家主權定位，所導致的國民長期恐懼心理。在如此的長期心理壓力之下，對於那些汲汲營營於歸順中國的民眾，絕不可單純視其為被洗腦、政治狂熱、或被收買，而是他們試圖達成個人同一性的過程 :企圖將外在客觀環境、社會規範、與個人主觀認知三者加以調和。也就是說，他們試圖擺脫恐懼，建立個人的主體性，並將｢主體性｣放大為｢中國主體性｣。買辦型的產官學人物則是利用這樣民眾的普遍恐懼心理，來爭奪選票與利益。以此，至少造成了兩種主要後遺症。

第一個後遺症，就是混淆｢主體性｣的概念，如果我沒有看錯，哈伯瑪斯所謂的透過溝通理性追求的｢互為主體性｣，並不是把一個族群、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視為一個大主體。而是追求在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當中，人人有平等溝通社會問題的權利與管道，來進行互相的真誠溝通，取得共識來制定社會規範，來達成外在現實環境、社會規範，與個人主觀認知三者之間的調和。而非官大學問大，也非有錢人跟專家講話比較大聲。如果以這個定義來看，顯然與獨裁中國統一並無法使人獲得真正的主體性。

雖然標榜｢台灣主體性｣的確比｢中國主體性｣高明許多，由於後者短時間之內不太可能產生讓國民平等溝通參與政治的現實環境。但如果所謂追求 ｢台灣主體性｣僅僅是在政治上與中國劃清界線，而對長期以來的專家主義、開發主義、成長主義之弊端無所作為，恐怕許多民眾在恐懼之下，將更容易淪陷於中國勢力的心理手法，可能導致社會更加混亂、甚至社會解體。至此，也就很難期待公民社會可以健全發展，而恐怕淪為｢悲劇性的個人主義｣，人人必須設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或更糟的，可能去擁戴獨裁中國來謀取自身利益。如同已經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或台灣戒嚴時代所上演的，上層權貴與買辦專家之流撈盡好處，屁股拍拍移民歐美民主國家，把環境污染、房價泡沫、勞動風險等等爛攤子留在國內給他人承擔。

第二個後遺症，就是陷入虛無主義，一旦社會進入｢悲劇性個人主義｣的地步，要動員社會力進行社會轉型將更為困難。台灣固然長期以來有活躍的第三部門。然而，一旦越來越多年輕世代需要汲汲營營於維生，忍耐低工資與高房價的壓力，可能將陷入虛無主義，而難以期待太多人抱著作功德的心態去投入公民運動與公民參與 ；相對的許多人可能在恐懼之下加入各種中國勢力所滲透的宗教組織、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學術組織等等，造成更多社會與國安問題。在當今嚴峻的中國壓力與相關環境風險層出不窮之下，萬一越來越多民眾因為恐懼、失望與無力而退出公共參與，恐怕將使中國勢力更加坐大，導致民主深化與能源轉型將會非常困難。

從深化民主與能源轉型的角度而言，要避免（改善）上述兩種後遺症，藉由再生能源轉型的推動，來健全化公民社會的發展，應是比較可行的策略。例如，首爾的減少一座核電廠計畫的成功，就是靠地方公民參與推動。再生能源轉型遠不只是能源問題，也牽涉到國土規劃、土地正義、農地治理、都市規劃、空污治理、高碳產業轉型等等，以上這些繁複的問題，需要充分的公民參與路徑以及加強溝通轉譯各學門知識給社會大眾。也就是，當務之急，應把推動能源轉型視為機會之窗來建立強健的公民參與，來建立公民的相互主體性與社會溝通，進而發展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取代中國勢力國族主義觀念，以及揚棄專家政治、開發成長主義、巨型現代風險之間長期以來的衝突矛盾關係。這也許是，在台灣特殊的社會與歷史情境之下，台灣民眾能夠共同克服恐懼的道路。

「跳蚤會挑戰巨大的人類，但是跳蚤有勇氣嗎？…勇氣是知道什麼是恐懼…然後克服恐懼，身為人類的贊歌也就是勇氣的贊歌…」（荒木飛呂彥，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