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brella Revolution：未完成的革命（下）

香港人誓將歸來　如何歸來？

<「We’ll be back」是雨傘運動結束時的主調，符號、訊息、行動，如同回聲無所不在的重現。有時單獨行動，有時合流，形式變化多端，攀岩掛幅、鳩嗚團、報佳音團，各式的流動佔領，或是如雜草重生般不斷復活的列儂牆（Lennon Wall），成了所有抗爭者的默契。

但一群去中心、去組織、拒絕領導的群眾，將如何歸來、以甚麼形式歸來，才能對堅不讓步的當權者產生實質壓力？

過去泛民在香港民主運動的角色不可抹滅，譬如2003年反二十三條法案等，泛民在議會仍有重要功能。但近年香港政府已對幾十萬人遊行無動於衷，對近80天高強度的雨傘運動展現出的強硬作風，使得溫和的議會路線逐漸喪失支持。在許多抗爭者眼裡，香港民主運動30年，傳統的遊行、集會方式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成果，即便立法議員長毛的抬棺材、拉布等過往被視為激進的行動，都被視為無效、流於形式的表演。

缺乏真正的普選機制，香港特區政府不具備民意正當性的權力基礎，而議會也無法有效反映民意監督施政時，街頭路線成了抗爭者內心唯一可能的出路。

但和台灣過去黨外的脈絡不同，香港民主派並非街頭出身，因此面對雨傘運動如此龐大的街頭抗爭，習慣以議會為戰場的泛民政治人物失去了位置，被視為妥協而不可信任。到後期抗爭者激烈的衝撞，泛民議員與以切割和譴責，也引起許多街頭抗爭派的不滿。另一方面，傳統社運派和理非非路線沒獲得實質成果，已經難以說服這群沒有出路感的年輕人，內部充滿不信任與分化。

事實上，鷹派、去中心化、反大會的傾向在台灣太陽花運動時也存在，無論強調升級、不達目的不撤退的戰略鷹派；或者對民主的邊界想像更為無政府主義，由非一流大學學生在立法院二樓自成的緊密社群「二樓奴工」，他們批判帆廷為首的決策中心「不民主」，但畢竟只是少數。

反觀香港的雨傘運動，去組織、去中心化的特性到後期逐漸影響著運動的走向，不像一般激進派被壓縮到邊緣位置，反而相當程度的蔓延在香港年輕人之間，逼得較溫和的大台學生，在運動滿兩個月後的11月30日當晚集結群眾，做出包圍政總的行動升級決定。雖然最後失敗收場，那個在龍和道激烈而暴力的一夜，也有數千人參與。

這群年輕人過去不常參與過民主／社會運動，是因國家暴力挺身而出的運動素人，經過79天的一場場戰役，實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抗爭經驗，無論是裝備或語言，警察暴力讓他們的心志更堅定，網路社群更容易在去組織的狀態下集結。但沒有組織的明確目標和策略，導致力量分散。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急需一個足以處理內部矛盾，整合統籌、召喚行動的實質領袖。

告別六四情意結

另一方面，傳統民主派長久以來「建設民主香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的論述已經喪失了時代性。

今年2月，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大膽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概念的時任總編輯、政治系的梁繼平告訴我，真正讓他開始思考香港民族論述的起點，正是六四晚會上支聯會的口號，「我發現自己喊不出口。」

「建設民主香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存在於香港八九情意結的一代，以及許多規避政治氣候而來香港定居的中國自由派，卻和80、90後香港年輕人內心的真實情感產生斷裂。甚至連六四悲劇的恐懼，對這代香港年輕人而言都是抽象認知，不造成具體陰影，也進而影響不同世代、不同認同對運動策略的判斷。

928催淚瓦斯那夜，學聯呼籲現場群眾撤離，但兩個20歲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們不相信香港警察敢開槍，就算開槍也不怕，他們做好了犧牲的準備。隔日凌晨，一個17歲剛上大學，一頭金黃色短髮，黝黑的俏麗女孩，在前線的槍口前堅定而平靜的跟我說：「如果我們因為子彈就退縮，以後政府都會這麼做。但這樣一來，又和以前的遊行有甚麼兩樣？香港永遠都不可能改變。」

香港要改變，的確已經無法再循過去老路，但新路在哪裡，已成了這代人的共同摸索。

泛民的妥協和保守，逐漸喪失這群新覺醒年輕人的信任，而掌握進步詮釋權的社運派對於階級、社會問題的論述，也無法有效處理高漲的本土意識──其光明面是對民主化的欲求，陰暗面則是升高的族群矛盾。

那些無法被過去框架定義的雨傘世代，因為運動迅速長成、深化了政治意識，他們在佔領現場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利用通訊軟體形成一個個30-50人不等，鬆散的社群。他們有的人已深感沒有適合的政治代理人，積極思考組政團、參政的可能性，下一屆區議會選舉是目標。

無論如何，It’s just the beginning。金鐘清場當晚9點，最後被抬離的抗爭者，香港工黨、長期舉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被帶上警車時，喊了一整天「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的口號隱沒在暗淡星光的港島夜空。不久後，無法辨識的遠方也響起同樣的叫喊，不見人影的呼應如山谷的回聲，懸疑、費解讓預備要撤離的警方繃緊神經。

看不見的不代表不存在，我的香港朋友跟我說。香港社會在冷漠、高效、功利主義的外表下，伏流平日難以窺探的炙熱能量，在這次一併噴發。但革命尚未成功，經過具體的實踐經驗，已有了本質上的劇烈變化，也揭示出更多層次的社會肌理，讓未來更加充滿不確知的想像。

秩序感被解構的香港社會將是甚麼模樣？北京是否會更加緊縮？未來泛民的既有板塊會不會分割，不同意識形態的民主派是否能整合？這些都無法在這場未完成的革命得到解答。

或許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香港正式進入高度政治化的時代。在運動中更加固化的共同體意識，讓最終李卓人的呼叫和遠方的回音，成了香港未來民主運動的重要隱喻：舊的民主Icon逐漸淡出，面目不清的新一代正在遠處竄起。與「建設民主中國」分道揚鑣，年輕人喊出「自己香港自己救」，勢將成為未來香港政治運動的主調。

（本文部分經費由台灣國家文藝基金會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