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貿易塊狀化的趨勢與我國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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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FTA的迷思與邊緣化的憂慮

由於都哈回合(Doha Round)多邊貿易談判的失敗,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FTAAP)的緩不濟急,亞洲地區的雙邊與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如雨後春筍,十分熱絡。而我國雖已與中南美五國簽訂FTA,然其涵蓋貿易額僅占我對外貿易0.2%。而與我主要貿易競爭對手南韓已與美國、歐盟、東協簽有FTA,且中日韓FTA之談判,雖彼此之間有領土爭執,也在向前推進。相形之下,我國受到北京因素阻擾,不能簽更多FTA,頗有失落之感。自從FTA不斷發展以來,國人早有深怕被邊緣化的憂慮。這可能提供馬政府刻意矮化主權與中國簽訂ECFA並迫不及待地在產品貿易尚未達WTO的標準之前,推動服務業的貿易自由化的藉口。時論中頗多著重開放服貿對中小企業之傷害,而對FTA之迷思,頗多遺漏,對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因應之道, 亦少著墨。以下就幾點觀察與研究心得,就教各界。

由於FTA對原產地(Rule of Origin)標準不一,行政手續繁複,產品邊際優惠不高,一般廠商適用FTA之成本往往高於優惠的關稅,所以在效率上,還不如化繁為簡,採用WTO最惠國條款,一體適用,回歸多邊貿易自由化之實踐。亞洲開發銀行曾對簽訂FTA國家之廠商有份調查報告,其中發現簽FTA最多的新加坡其使用率尚不及30%,其他日、韓廠商使用FTA的比例亦不高 (註一)。此所以學者常以一碗義大利麵條(Spaghetti Bowl)形容這些疊床架屋的FTA,看似一團錦簇,然則規則繁複,廠商受惠不大,使用率不同。就以ECFA生效之後的使用率來看,一些石化、機械及運輸工具銷往中國的使用率亦僅止於五六成。足見對FTA之過度期待與ECFA之效用過於高估,因之受到中國因素而無法簽更多FTA,可能被邊緣化的憂慮,的確被極大化的宣染與刻意誤導。當然,筆者並非鴕鳥式地認為台灣被排除於亞太經濟整合之外,毫無傷害,詳見下文。

FTA的理想在於迴避WTO最惠國條款,透過關稅與非關稅的降低,增加國內外廠商之間的競爭,使生產資源更有效地運用,以提高生產率、增加廠商的利潤、使得國民所得重新分配。理論上是贏者的利潤足以補償因自由貿易受損的廠商與從業人口,此所謂柏瑞圖的適宜政策(Pareto Optimum)。然實際上可能受到政治因素或選票考慮,政府無法對贏者抽稅,而對受損業者與從業人口沒落實補償,所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窮人無法透過政治獻金影響政策,社會因貿易自由化更形對立。

二、貿易自由化的過程與產業升級的速度

在推動貿易自由化時程的拿捏與產業的調整,上策是政府事先輔導廠商,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廠商國際競爭力之後,再行開放自由貿易。中策是開放與產業調整並行,在貿易談判中,爭取緩衝時間,盡速調整產業結構。下策則是先行開放,引狼入羊群,讓外商外資吞食國內業者。如無產業調整為前導,則經貿政策愈自由化,產業外移更將嚴重,國內失業人口愈增加,而薪資則愈無法調

政策決定者務必對亞太經濟整合的趨勢,充分瞭解與掌握,在亞太貿易塊狀化(Trading Blocks)的現實與FTAAP的理想架構之下,擬定全方位的產業發展策略。在此大戰略之下,與產業公會與相關廠商,充分溝通協調,以釐定自由化的時程與具體步驟,運用租稅手段,創造誘因,定期追蹤考核,接軌國際,同步全球。在全球供應鏈中,提高產品附加值,提昇出口零組件的關鍵地位,諸如Toshiba之於Apple的iPad,而非僅止於Faxcom的組裝。如此始能生根台灣,再創台灣經濟再次奇蹟。目前政府首長在簽署服貿協議之後,才加強宣導,挾脅同黨立委支持,不僅秩序顛倒,而且將帥做士兵的前衛,令人遺憾!

筆者在九○年代當台灣大舉對外投資之時,即振筆疾呼所謂南進、西進,都不如自己上進。主張對外投資是手段,產業升級才是目的。目前政府大談開放,引進中資而無配套,產業外移,甚至連根拔起,而無創新事業足以添補外移空間,安置因外移而失業的就業人口,使得壯無所用,投閒置散。銀行業登陸,開辦人民幣存款,雖可增進銀行爛頭寸調度,以直接貸款給台商,讓他們不必回流,但缺乏通盤戰略考量。況且陸銀呆帳嚴重,如無防火牆之建立,金融災難一來,後果堪憂。試問馬政府是否要與中南海共赴「國」難?如此亂槍打鳥,如何不使投意衰退,資資金外流,經濟低迷?如何不使工資薪水停滯不前?失業率不升高?更如何避險?

三、因應亞太經濟整合的態勢

在全面性的FTAAP理想達成以前,亞太經濟整合趨勢於貿易塊狀化(trade blocs)。從局部的自由開放,由小圈圈的FTA起自未來亞太經濟可能的整合。目前東協十國與中、日、韓、印、紐、澳已整合成為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這是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塊,而美國重返亞洲的步驟之一,則積極將泛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擴大,並邀請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加入,等於將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延伸到亞太地區,再加入日本這張牌。值得注意的是TPP的成員已開發國家居多,除了製造業之外,更側重智慧財產權、環保、勞工標準以及對國營企業在經營上的中立化(即限制政府角色)。在亞太二十一個會員中,不屬於RCEP及TPP的會員,只有我國、巴紐以及俄羅斯三國。

在貿易創造與轉移的模擬預測中,因TPP成員國貿易已相當開放,所以模擬結果顯示出RCEP對貿易創造的效果,在GDP以及出口對成員國福利均較TPP為大。而我國不參與RCEP相較於其形成前在靜態模擬(未考慮投資帶動效應)情境下將降低1.51%的GDP,出口金額減少23億美元。在動態模擬(考慮投資帶動效應)情境下的負面效果更達1.9%的GDP以及減少出口36億美元。相形之下,我國被排除在TPP之外,比較靜態及動態的負面效果則分別為負0.54%與0.7% 的GDP,出口負面效果則分別減少7.84億美元及13.3億美元(註二),當然,若能加入RCEP或TPP均對我有所助益。

然而在政略上,如需(可)選擇RCEP及TPP兩者之一,則以參與TPP在國際經濟社會的效益較大,因為在政略縱深上,美(日)是民主陣營的工業化國家,RCEP則由一威權政府帶頭領導一些東南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其次,製造業之外,服務業將主導TPP而RCEP僅在商品貿易的開放。曾有人強調TPP是二十一世紀而RCEP是二十世紀的FTA。更重要但不必過份宣染的是兩個領頭羊(中美)對亞太安全的承諾及份量,尤其目前我國的角色與中國錯綜複雜的主權糾葛,與對中國市場不對稱依賴的風險。當然能夠參加RCEP及TPP兩個貿易塊最好不過。至於最壞的情境兩者皆排我在外,則將使我國GDP損失1.05%,福利損失則為8.4%(註三)。但是若FTAAP能夠成形,則我國在2025年GDP將轉負為正,增加3.77%,福利則可增加30.2%,只是這遠道的彩虹,照亮不了目前的困境。

四、突破困境

以目前情境,突破困境似應在台紐貿易協定之後,與參與RCEP及TPP重疊成員中,再爭取幾個雙邊FTA,完成與這兩塊重疊成員中的雙邊諮商,同時爭取美國的支持,進入TPP總體的交涉。在雙邊磋商之前,先做好產業評估,擬定調整方略,並在實際談判中,合縱連橫,為我國孤立的國際環境打開出路。日本農林省在其政府決定參加TPP之前,已未雨綢繆,而有數套戲本因應。然後在初次談判之前,已擬好對汽車出口與保護農業做好參謀作業,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值得我國學者。另外,就出口的潛力而言,筆者曾以Tradesims模型將台灣出口市場19個國家(地區),132部門,以類似重心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之參數,模擬測出我國在某個國家(地區)有哪些產品具有尚未開發的潛在市場(註四)。其中原理是將實際出口與預測出口數字做一比較,若我國在某個市場某項產品尚低於模型預測之數據,則依其差距大小,定為強、中、弱三型尚待開發的市場與產品,即所謂利基市場與產品。吾人若將此一研究加以Update採用,尚可在困境中創造利基,殺出一條生路。

五、結論

世界的潮流是往自由化歷程前進,台灣無法自外於世界的發展態勢,而貿易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必要條件。但是全球化不僅僅是中國化。開放任何產業引進國際競爭,除非被逼簽城下之盟,否則務必採取配套措施,加速產業升級,輔導企業轉型。為加入自由貿易協定犧牲奉獻的產業,必須補償。不能只高舉自由主義大旗,一頭鎖進中國,甚至掉進「一中」陷阱而自欺欺人。以蠅頭小利,誤導老百姓,受制於人。甚至矮化主權,以政治騙術,圖利少數大資本家,置一般中小企業於死地,讓社會因而更趨貧富懸殊,更加對立。而主權喪失,國家將成在海洋中漂流的無主物,任人取捨。

十九世紀古典自由派學者密勒 (John S. Mill, 1806-1873)曾謂經濟機會的不平等而奢談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是空洞而毫無意義的。全球化所導致的所得重新分配,務必以社會政策補償輸者,減輕其痛苦,並且透過產業結構的調整,職工的再教育,輔導弱勢團體與失業人口,轉入新的職場。如此才能達成企業與勞工雙贏,貿易自由化與產業升級雙雙達成,在逆境中戰勝逆境。

 

註一 Kawai,Masahiro and Wignaraja, Ganeshan, 2009. “ The Asian’Noodle Bowl’: Is it Serious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s. No.136

註二許博翔,「TPP及RCEP對我國經濟衝擊之量化分析」,APEC簡訊第159期,2012年12月出版

註三 Peter Petri et al, 2011.”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ntegration: A Quantative Assessment”.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 No. 119. 

註四. Peter C.y. Chow and Dan Ciuriak, 2007,” Taiwan’s Trade Potenti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Trade Context”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in October 2007 and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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