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屬於我們

3月27日早晨，華光社區因抗拒拆遷而發生激烈的衝突事件。國家以法律之名，無視在場上百名抵抗的居民與學生，指派怪手和警察以暴力手段強拆社區「違建」。

但什麼是違建？又什麼是合法？法律到底是誰制訂的？

還記得馬黑坡事件裡，賽德克族人為何要攻擊日本人嗎？日本人雖然帶來了國家、律法，但卻也壓迫到賽德克人的生存空間與認同，於是賽德克人忍無可忍決定用鮮血來捍衛自己的靈魂。

從華光社區離開，拖著沒什麼知覺的小腿走了好遠去搭公車。

在群眾數個小時不間斷地大喊「反迫遷，要安置！」的同時，重重媒體包圍注視下，警察和工人從二樓的窗戶裡拖出最後一群聲援者，將他們一個個拉下屋頂，怪手和吊車就在旁邊轟隆隆發出巨響準備施工，還留在現場的記者在屋頂上用筆電寫稿，攝影大哥們卡住位子拍攝那些受傷哭泣的學生，上百名警察排成人牆，將工地團團圍住，形成一道比施工鐵籬還堅固的防線。

從昨晚到今天下午，終於抬走了上百名聲援者，淨空了巷子跟整棟房子，怪手和吊車開到建築物的旁邊，住戶一邊在前面受訪，含著眼淚說謝謝，此時他身後的背景就是自己住了幾十年家被推倒夷為平地⋯⋯

想替這個荒謬的情境配上一首激昂的交響曲，不過腦子一片空白所以辦不到。

早些時候因為漫長的等待，我離開抗爭現場走到附近廢棄平房旁邊的路邊攤吃麵，隔著一條馬路看著華光，還有旁邊的中正紀念堂，在中正紀念堂這樣的歷史建築都還沒出現的時候，就已經在這裡的華光社區，它跟臺灣許多其他的眷村一樣，記錄陪伴人們度過幾十年來國家發展的歷程。

隔著牆，隔著時代，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華光的歷史，臺北的歷史，也是國民黨來到這塊土地後的臺灣歷史，然而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化積累，都在這個安靜又喧囂的早晨，將要開始變成一座虛幻的台北六本木金融購物中心了。

1962年，洪一峰主演的《舊情綿綿》和文夏主演的《台北之夜》兩部台語片上映，45年後，周傑倫主演的《不能說的秘密》於2007年上映，這3部電影都有突出的音樂或歌曲，男主角都是當紅歌星，同樣都大受歡迎，都是當年最賣座的台片。

這3部片，也同樣都站在台灣電影浪潮再起的起點。

台語片在1950年代後期創造一波流行後，因1959年八七水災影響經濟活動，又遭受開放日片進口等因素的衝擊，出片量陡降，直到兩大寶島歌王現身大銀幕，才振衰起敝。

《台北之夜》就以「台灣第一部壓倒日本電影」的賣座冠軍片為號召，隔年推出續集《台北之星》同樣轟動，帶動台語片第二波大流行，1964年產量已接近百部。

會到《壹傳媒》工作的新聞同業，理由可能有百百款，我選擇去的理由，也無須掩飾，除了有個人工作上的瓶頸，想去學習不同傳媒文化之外，更有誘人薪水的因素，不過，以下的故事，對於新聞工作者，應該很具有吸引力，雖然事實不見得完全如此，但在當前台灣媒體人陷入價值混淆的年代，或許更值得媒體老闆與新聞人省思。
 

黎智英曾經說：「太講道義，就沒有正義。」所以他辦的媒體讓香港人又愛又恨，喜歡他的人，愛的要死，不喜歡他的人，也恨的要死，在台灣，也是一樣，而這並不是什麼大學問，但要做到很難，因為他不需要朋友，在台灣更是。

台灣《壹周刊》創刊沒有多久，曾經報導過某著名道場法師的負面新聞，在上市之前，黎智英即接到20多年前(現在已30年)，他創辦佐丹奴時，一位台灣很重要的合作夥伴打電話給他說，可否看在20多年老朋友份上，不要刊登這則新聞？

士林文林苑事件將屆一年，黃樹仁老師日前(25日)所寫之〈文林苑 誰的正義〉一文中，針對文林苑事件至今尚未落幕進行評論，認為社運人士不應搞錯聲援對象，延滯都市更新。然而，其所指居住正義之內涵，以及事件究竟為何延滯處理，實在有待討論。

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一條：「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都市更新之本意在於公共利益，然而文林苑事件中，未見政府建立與居民參與協商之良好機制，甚以未出席公聽會推託卸責，何以能達到真正的公共利益？甚至攸關公共利益之事，我認為不論是不識字的弱勢居民，或是受高等教育的白領階級，都有義務使其了解都市更新之內容，而非擅自強拆，以依法行政為擋箭牌。

此外，其文將社會運動者參與理由過度簡化。王家作為社會運動參與者戰場之一，乃是由於其為受國家與制度暴力的具體案例。

早在永春社區案件便有對於都市更新的討論，除了缺少民主與公共思想的協商程序，細究都市更新條例，在現行都更「容積獎勵」與「權利變換」制度下，扭曲的制度使都市承載超出負荷量；更有原居民因住宅改建後價碼之落差，而只能搬離原住處者。

台灣中華職棒史上最大尾的洋助人曼尼‧拉米瑞茲（Manny Ramirez）終於在昨天（3月27日）義大犀牛與兄弟象之戰出賽了。拉米瑞茲在美國大聯盟征戰19年，締造了555發全壘打、2,574支安打、1,831分打點以及平均3成12的打擊率。拉米瑞茲在台灣的首場比賽，吸引爆滿的2萬名球迷入場，一舉打破中職的球迷入場紀錄。

光陰又好像回到1990年一票難求的味全龍與兄弟象大戰的年代。現在，黃牛票回來了，代表著球迷想擠進場看球了。

「香港人是不講感情的，跟一個老闆一輩子，是很奇怪的事情。」這是黎智英曾經四顧茅廬，邀請台灣某個已退休的媒體人重出江湖，希望他前來台灣《蘋果日報》服務，但遭到婉拒時說過的話。

創辦台灣《蘋果日報》前，為了延攬人才，黎智英曾經透過一些台灣資深媒體人幫忙推薦人選，其中J君介紹一位業務出身、已經退休的C君給他認識，J君跟黎智英說：「他這個人非常好，很講義氣，只要動之以情，應該可以請得到他到蘋果幫忙」。

黎智英說：「古時候，劉備三顧茅廬，我是四顧茅廬，當時C君移民加拿大，我每次飛到加拿大，都一天來回，總共去了三次，第四次是周安橋去的(周是香港壹傳媒副主席)，他回來後跟我說，C君不可能來蘋果，因為他太重義氣了。」

周刊報導：已經打包回香港的黎智英，不僅決定不賣台灣紙媒，反而要重返台北媒體圈，親自督軍，還強調「落地生根，不賣！」
 

我跟黎智英不熟，因為只有工作三個月，見過幾次面、開過幾次會、吃過兩頓飯，那是2002年9月至12月之間的事，所以對他並不算了解。這篇文章，主要是在《蘋果日報》三個月的文化洗腦，以及觀察他在台灣10幾年來辦報的淺見，算為自己人生一段經歷，做個註腳。

算起來，應該是30年前的故事。這是黎智英說過的，一個「不處危牆下」的故事，以下我用第一人稱來敘述：「20年前，我曾經與人合夥做生意，當時，有一位女孩子很漂亮，他跟我在同一個單位，每一次開會，我的心跳就加劇，後來我把她調到別的單位，因為太危險了，我不處在危牆下。10年後，我收到這位女孩寄給我一封信，內容長達十幾頁，主要是說，她曾經做了我的合夥人的情婦，之後，因為合夥人找到比她更年輕的女孩而拋棄她」。

這是一個匱乏的國家。政府沒有錢，所以就想到當年「接收」很多地，可以收回來BOT做無本生意，不僅可以套現還能作個面子給財團大亨；人民沒有錢，住在繁華大都市的陰暗角落裡，被歷史與黨國遺棄數十年後，終於被重新憶起，顛沛流離、拼死拼活總算保住的餘生，最後一站竟然是要到法院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