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個人部落格：西濱台九線
會到《壹傳媒》工作的新聞同業，理由可能有百百款，我選擇去的理由，也無須掩飾，除了有個人工作上的瓶頸，想去學習不同傳媒文化之外，更有誘人薪水的因素，不過，以下的故事，對於新聞工作者，應該很具有吸引力，雖然事實不見得完全如此，但在當前台灣媒體人陷入價值混淆的年代，或許更值得媒體老闆與新聞人省思。
黎智英曾經說：「太講道義，就沒有正義。」所以他辦的媒體讓香港人又愛又恨，喜歡他的人，愛的要死，不喜歡他的人，也恨的要死，在台灣，也是一樣，而這並不是什麼大學問，但要做到很難，因為他不需要朋友，在台灣更是。
台灣《壹周刊》創刊沒有多久，曾經報導過某著名道場法師的負面新聞，在上市之前，黎智英即接到20多年前(現在已30年)，他創辦佐丹奴時，一位台灣很重要的合作夥伴打電話給他說，可否看在20多年老朋友份上，不要刊登這則新聞？
黎智英回答說：「可以啊，那你明天帶一張支票過來。」這位老朋友一聽，很高興地問他說：「帶支票幹什麼，是不是要登廣告？如果要登廣告，那很簡單啊。」黎智英跟他說：「不是登廣告，我想把《壹周刊》賣給你。」
這個朋友很納悶，黎智英隨即解釋說：「如果，因為我們是朋友，《壹周刊》就不刊登這則新聞，那我們的社長也會有朋友，總編輯也一樣有朋友，撰稿記者也會有很多朋友，……，媒體主要是賣資訊的，因為朋友關係，這個不能登，那個也不能登，那辦媒體幹什麼？我只好賣了。」
黎智英是不是那麼清高，我沒真正共事過，這個故事無法百分百證明他是不是這樣的老闆，但他說的現象，的確是台灣媒體界最普遍遇到的問題之一，當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事件」就是如此。（註）
其實，黎智英只是很清楚地認知，媒體的發展命脈，不是依靠政黨、也不依靠財團恩賜；他更清楚了解，媒體依靠的是讀者(發行數字)，有讀者，就有廣告，有廣告，媒體就可以生存。本質上，他著眼的，仍是商業利益，你可以說他有理想，但也可以說他只是商業考量，為了商業利益，他什麼事都做的出來，這是他從香港《蘋果日報》摸索出來的遊戲規則。
2002年8月間，我在決定去《蘋果》任職之前的接觸階段，他們為了說服要延攬的媒體人到台灣《蘋果》服務時，就已約略聽過這個故事，在香港文化洗腦期間，我從香港《壹傳媒》的高層主管哪裡，再次聽過這個故事，那是黎智英與當時的香港、也是亞洲首富李嘉誠的交鋒。
以下是轉述《蘋果》高層在宴席間聊天的談話回憶，沒有經過黎智英本人的證實，故事內容可能有失真之處，但大致意思應該相差不大：
「有一次，我們《蘋果》得罪李嘉誠，他非常在意，隨即寄發存證信函，要控告《蘋果》相關人員，並立即停止一整年的廣告合約（約３億港幣），為了這個龐大的廣告合約，黎智英決定去拜訪李嘉誠尋求和解。
雙方約好了時間，黎智英前往李的辦公室，一進門，就看李嘉誠旁邊坐著一位律師，他還來不及說客套話，李就說，今天的談話一概不准洩漏出去，並要求黎智英簽名認可，黎簽完名字，李嘉誠再從口袋裡掏出一張Ａ４大的紙張，上面共有十條和解文字，包括第一條必須在《蘋果》頭版向李嘉誠道歉；第二條是總編輯、副總編輯要在上面簽名，而且以後不能再批評李嘉城本人；第三條……………..等等。」
聽完李嘉誠的十條道歉條件，黎智英跟李嘉誠說：「李先生，很抱歉，若你叫我跟你下跪道歉，那我做得到，但你這十條內容，我一條都不能簽。」。
李嘉誠很不高興地跟黎智英說：「你不是來道歉，那你來找我幹什麼？而且你也是大老闆，跟我下跪我也擔當不起」。
黎智英回答說：「李先生，你也知道我是生意人，生意人不就是為了賺錢，你停掉《蘋果》３億港幣的廣告，對我的報紙影響很大，所以我願意下跪來換取廣告預算，但我若同意在頭版用總編輯、副總編輯名義登報道歉，可是他們並沒有報導錯誤，我這麼做，將來怎麼領導他們？他們也可能都跑光光了，那我的報紙還有發展嗎?」
黎智英沒有下跪，也沒有同意登報道歉，廣告當然也取消了，但是隔了約一、兩年左右，因為香港《蘋果》的發行量仍然名列前矛，李嘉誠集團的廣告也就慢慢恢復了。
不管是香港經驗，或者是台灣的《壹傳媒》經驗，讀者就是他的市場，黎智英相信，市場要求的絕對是合理的，但什麼是合理的呢？其實，就是他的媒體，始終遊走在法律邊緣、或是測試社會的道德底線，他會看社會反應，你進一點，他就退一點，社會沒太大反應，就是他的王道，他很注重閱聽眾的意見，但考量的還是商業利益，你可說他沒什麼偉大目標，但這種以讀者好惡為好惡，而不是以政黨、財團為好惡的編採方向，就是他的偉大目標。
《蘋果》高層形容黎智英：「他不是那麼簡單的人，他辦報不只是為了賺錢，賺錢只是他的手段，因為賺了錢之後，才會有理想。」黎智英是不是這樣的人，當然見仁見智，但他不受廣告主，甚至政黨以置入性行銷來影響新聞走向，而且也不同意媒體記者介入廣告業務，則讓基層媒體同業相當稱羨。
黎智英以商業入手的媒體經營手法，賣報紙、賣雜誌、也賣廣告，逐漸成為所屬傳媒的神主牌之後，自然而然就成為主管的尚方寶劍。他旗下的記者，對於達官貴人、名人名媛，絕對不留情面，看起來，《壹傳媒》記者的確擁有很大的新聞自由空間，內容取捨標準，只要能吸引讀者興趣就是好新聞，這不能說沒有記者個人觀點或專業自主判斷，但記者幾乎都服膺在主管的指揮與指導權之下，久而久之也就逐漸「內化」成為記者個人的新聞認知。
我認為，《壹傳媒》記者的新聞自由，是建立在主管所判斷的框架之內，超出這個框架，還是會被壓抑的，記者專業自主權最大目標，是用來提升閱報率、閱讀率，基層記者若有太多不同意見，很可能就成為下一波「搖樹理論」的對象，雖然主管會暗示你，「離開的人，不一定是你能力不足，而是文化衝突，讓你無法適應《蘋果》文化」，也許。
但不管怎麼說，《壹傳媒》顛覆了台灣傳媒最常見「報老闆友人」、「政治人物朋友」或「廣告主至上」的干預文化，則是當前台灣媒體文化圈，最為欠缺的風骨之一。
（註）1991年3月9日，《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寫了一篇新聞切片，「翁大銘以後戲怎麼唱?」，登在隔日三版，文中提及翁大銘的政商關係脈絡時，將報老闆的好朋友寫了進去，隔日新聞見報後，該報董事長王惕吾嚴厲指責，社方以未經查證為由，告訴徐瑞希翌日將登更正啟事，並叫徐瑞希不要太難過，20日，聯合報以「不適任」理由解雇徐瑞希，成為解嚴後第一起新聞記者因為新聞報導被解雇的事件，引發了新聞界的關注。
25日，208位跨媒體新聞工作者連署刊登廣告聲援，這是解嚴後台灣新聞工作者首度大規模橫向聯繫，彼此奧援，此一事件意外發展是《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因參與連署，被社方要求「主動辭職」，江不同意，也在4月9日遭到解雇，成為《聯合報系》第二位被解雇的記者。
徐瑞希後來提起訴訟，1992年11月13日判決徐瑞希勝訴，《聯合報》應給付徐瑞希新台幣72萬8870元，以及199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的利息，《聯合報》上訴至第三審，之後《聯合報》提出和解，同意給付徐194萬元薪資及利息，雙方正式和解，不過事隔多年，徐瑞希認為如果重新來過，他不會選擇和解。
(詳見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10：596-597)
（本文轉載自作者在新頭殼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