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蔣和中共一樣，都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峙問題當成中國持續而未結束的「國共內戰」問題。在這樣的原則下中共過去一再以黨對黨立場喚話和談結束內戰實踐統一。兩岸是黨對黨關係，兩蔣是不否定的，但兩蔣拒絕談判。面對中共的攻勢，1980年代末上台的民主先生李登輝有一個和傳統國共完全不同的立場，他不再認為兩岸關係是兩黨關係，他先把兩岸關係往「對等的府對府」的方向推，直到1990年代末，更宣布了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

待業許久的小王收到了一份來自政府單位的奇怪面試通知，告訴他「天賜良機，切勿錯過」。在這人民生活痛苦、青年就業困難、經建會主委又不肯為此真的自殺謝罪的秋天，他決定前往一試。

那個面試的場所在貢寮的海邊、龐大的圍阻體裡面。他把面試通知交給了保全，保全就帶他坐上了一台神秘電梯，直通地下深處。(好吧，我知道到目前為止，擺明都是在抄MIB的場景)

在短暫的等候以後，戴著墨鏡的面試官出現了：

「恭喜你，這場雖然號稱面試，可是我們早就已經錄取你了。不按照程序做事，是我們這個地方的固有風格。」面試官抓起他的手拍了拍，臉上卻沒有相應的熱情。

「呃，是，這位老兄，您怎麼稱呼？」小王有點驚愕，還沒有回過神來。

「你可以叫我K（怎麼辦還是MIB的梗，但你也可以故作有氣質地以為是卡夫卡），但是這裡不會有H、I、J或L、M、N，只有新K、老K、LKK。」

政治冷漠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特色之一，早年在威權體制的白色恐怖壓迫下，使得人民心中住著一個小警總，時時自我審查，並希望離政治越遠越好以明哲保身。解嚴與政黨輪替後，過去的既得利益政商階層便轉而藉由資本主義體制與大眾媒體的雙管齊下，讓新一代的台灣人民接受政治潔癖的邏輯，生活不僅以小確幸為核心，更將社會上所有事物都自動與政治分割，造就出「政治歸政治，XX歸XX」的經典修辭。

九月政爭越演越烈，我們突然發現，一堆人身陷監聽風暴之中。時光好像拉回戒嚴統治年代，一時間令人時光錯亂。

2006年，描寫東德Stasi（國家安全部）監控人民的電影《竊聽風暴》（Lives of Others）在德國上映，觸發德東人民對當年Stasi監控他們的回憶。1990年東西德合併以前，Stasi至少還有15萬秘密警察負責監控東西德人民。

台灣總統馬英九最近因為王金平事件，而令民望急跌 支持度更一度跌至單位數字，這在全球民主政體而言可謂十分罕見，但馬總統因相信自己正在做對的事， 而堅持到底， 希望能挽回所餘的一點民望。香港民眾一直愛把馬跟自家的特首梁振英作對比，現在梁振英雖然同樣面對各項施政困難， 但支持度仍然達逾四成，相信梁心裡一定暗喜，並會相信一國兩制優於台灣的一人一票民主。

對香港人而言，台灣這場九月政變，其實很難理解的，因為在香港， 廉潔奉公基本上已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上至特首下至普通平民百姓，都知道廉政是香港成功的基石。這次王金平院涉嫌遊說前法務部長曾勇夫，要求當局不要再起訴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柯建銘案。這樣的遊說案以香港的法例而言， 便是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足以被判入獄。

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馬政府日前表示，因為其兩岸政策的正確，導致了中方在今年願意讓台灣參加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一般大會，為其外交成就更添一樁。但收到邀請函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台灣得到的待遇只是去會員大會現場露臉。為了往臉上貼金，還把邀請函的內容任意翻譯，將「Guest（客人）」變成「特邀貴賓」。更糟糕的，是發現之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國家公開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可是現在台灣卻變成只是做為參加大會的秘書長個人賓客。難怪會有學者稱這個待遇與貴賓狗沒兩樣。

香港和臺灣，看似和美國很遠，但其實和美國很近。地圖總會令我們誤解，認為美國遠在天邊，但如果理解到，自從二戰之後，美國海軍就實質控制了太平洋的話，就會驚覺，其實香港和臺灣，根本就是在美國控制範圍的最前線地帶。

「香港將會變得不重要」論一直彌漫著香港社會。一般來說，對香港沒甚麼感情的人，不論立場，都有相信這種理論的人。他們的立場可以是完全敵對的，比方說，有一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人會認為，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實業被抽空的香港早晚都會衰退成一個廣東省的地方城市。也有支持臺灣獨立的論者認為，香港被統一後就失去了光輝，變得毫不重要，因此告誡臺灣人要慎防這樣的事情發生。

「香港將變得不重要，所以其他國家對香港的興趣也會消減。」這個推論看來合理，但最近發生了變化。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史諾登（Edward Joseph Snowden）事件。他為何會選擇來香港？史諾登的說法頗有亮點，他說，香港是地球上少數可以抵抗美國勢力的地方。這點大概連香港人自己也想像不到。

「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描繪，是後世讀者對於某個時代發生的事情，所能夠嘗試掌握的關鍵。以《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聞名的奧地利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就是對戰間期歐洲崩潰中的時代精神具精描繪的佼佼者。因為某個咖啡廣告，某個世代的台灣人幾乎都知道他的名言「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往咖啡館的路上」，這也可以算是褚威格所處的時代之「時代精神」的代表名句。那麼，在褚威格描寫的那個時代裡，有沒有人嘗試尋找其他地方的「時代精神」？

最近去看了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風起」，果然不易外地找到那種描繪「時代精神」的筆觸。那是1920年代，當時的日本人（也許包括或者不包括當時的次等國民台灣人）經歷了無可抵擋的地震、愚不可及的戰爭、以及突如其來的病痛，宮崎駿的問題是，他們是怎們活下去的？那個時代的精神，又是什麼？

「縣長劉政鴻好意至張藥房老闆靈堂致意，竟遭『沒禮貌』的陳為廷丟鞋！這些學生真暴力！」是部分人士近日對大埔事件下的評論。「『學生』怎麼可以對『地方父母官』使用『肢體暴力』？」是這些人追問的問題。他們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他們從來不問「為什麼」陳為廷要丟鞋。他們只看到「以下犯上」就開始跳腳。

然而，如果細看不同媒體的報導，就會知道這些只看特定報導就開始批評的人，完全在狀況外。有些媒體只報導縣長慰問被丟鞋。這種省略前因後果的報導其實是嚴重的誤導。當天所發生的，還有家屬拉下鐵門拒絕縣長進入、警方推擠親友強勢開路硬闖靈堂。

除此之外，警方更是阻擋包括政大徐世榮教授等親友進入慰問死者家屬。只問「怎麼可以丟鞋」根本就是問錯了問題。該問的問題至少是「親友對企圖以暴力強行侵入靈堂的人，以丟鞋的方式捍衛人民的私領域，算是暴力還是正當防衛？」

Howard Dean，這位當代美國民主黨大老，提出著名的「The 50-state strategy」（五十州戰略）；他主張民主黨應該深入了解與規劃美國各州各級的選舉，在各地紮根、健全黨的組織，使民主黨更具競爭力，盡量達成各級選舉都能獲勝最理想目的。

當然，在民主國家的現實中，不可能有一個黨可以取得各級選舉所有勝利，但從Howard Dean的主張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黨的積極性。

具體作為包括：在各地培養代表黨理念的政治人物或班底，即使一時選舉失敗也不放棄經營該地。願意長期奉獻獲得當地人民的信任，與當地民意貼近。各地黨組織綜合完整資訊，以便黨中央得以掌握最新訊息擬訂戰術。

現在把眼光放回民進黨。民進黨看到國民黨遍地的民眾服務站、各地豪強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國民黨的力量仍在農漁會發揮作用，民進黨必須打從心裡明白，光是抱怨國民黨人脈與金錢優勢還不夠，光是追求轉型正義或追討黨產還不夠。

民進黨還必須做很多事，才足以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其中民進黨該做的一件事，就是以博大的眼光與不計血本的決心，提出各縣市的經營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