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周四過了60多年來最難堪的國慶。典禮上只有國民一黨自已在慶祝，幸好還有王金平主持典禮和可憐的馬英九相濡以沫，至於數以萬計的民眾，聚集在凱道不是來普天同慶的，是向聲望不到10%的總統丟鞋子，儘管，總統和立法院長王金平幾度互展微笑有力的緊緊握手，看不出先前政爭時的緊張關係。但民進黨蘇貞昌主席硬是沖著10月10日這一天正式宣布發動「倒閣」，所有的矛盾景象齊聚一起，氣氛詭異得很。

倒閣、彈劾、罷免和解散國會，一般內閣制或雙首長制國家，使用這四樣機制的目的雖然都一樣是終結憲政危機，但使用的情境、條件仍然大有不同。

彈劾由國會發動，是國會和大法官聯手對總統重大違法的「追訴」手段；罷免也是針對總統，既可以用在總統違法時也可以用在失職時，等於是對總統「不信任」時叫他下台的手段。

事實上，即使學生沒有階級與種族主義的眼光，柏克萊的大學入學審核機制仍然有種族歧視，也有階級歧視意味。

柏克萊大學這個符號，究竟代表著什麼傳統？

若是對美國歷史稍微了解的人，應該都對柏克萊乃至於整個舊金山灣區在60年代末的民權、反戰，與學運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不會陌生。承襲著這個左派的、「嬉皮」的傳統，柏克萊一直被視為是反抗性十足、前衛，而有影響力的（我曾聽過有位住在相對保守的亞歷桑納州的同學在考上柏克萊之後，被祖父母問說：「那不是個道德敗壞的嬉皮集中營嗎？」）。

作為整個UC系統的旗艦大學，她可以說是此類公立大學的典範，對西岸的高等教育與社會文化交流也是舉足輕重的。當然，她也常常被認為是「窮人大學」，因為相較於美國東北岸的菁英私立大學，或者是地理位置較近的史丹佛，柏克萊的學費是容易負擔的，一年招收的學生數量也相當龐大。雖然因此在細節服務上不那麼「貴族」（例：全校學生若要上熱門課程要用搶的，常常有學生因為選不到課延到第五年才畢業），但是，她也因此一直都與社區有良好的互動，多少也符合其社會主義的傳統。

1968年5月的法國學運對法國現代發展影響深遠，甚至被視為是促成法國社會進行大幅且深層的結構性變革之主要關鍵。有趣的是，68年的時空背景雖然與當下的台灣相去甚遠，但所呈現的病徵卻與近年來台灣發生的諸多事件有相似之處，頗值得玩味及參考。

在台灣薪資大倒退16年之際，台灣的「打工度假」風潮，卻越來越夯。去年九月今周刊一則「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澳洲屠夫」的報導，並在文中提及在「澳洲幹台勞」的甘苦談，竟意外地在網路引起到底是「打工度假」還是「台勞」的口水戰。不論如何，「打工度假」的熱潮，不僅未見消褪，申請人數還屢攀新高。

上個月底，教育部為協助青年度假打工、遊學、與自助旅行所推出的「青年海外生活體驗專案」的貸款專案，總額已暴衝至9,555萬元。根據銀行統計，當中9成的申請者，清一色是打工度假，且由於申請太過踴躍，竟一度被迫停辦。

同時，由於澳洲政府對「打工度假」的名額沒有限制，於是，澳洲便成了台青最熱門的打工所在國。更有甚者，2012的下半年，台青的打工簽證數量，竟大幅成長一舉成了澳洲第二大的打工度假來源國，而僅次於英國。

馬英九無能陰險自私狡詐，已經到了舉國唾棄的程度，十月十日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的雙十慶典，現場群眾雲集，電視也有轉播，正是表達人民不滿，要求馬政府全面下台的最佳場合。

原本將在今天（10月9日）與明天上街頭抗議的學生團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已經在今天凌晨突襲凱道，幾十名學生在那裡席地而坐，幾個小時後雖然被警方驅離，但學生們隨即再度集結，改到景福門旁繼續靜坐。

要繼續坐下去，坐到十月十日慶典舉行，讓現場群眾看到抗議布條，讓電視攝影機照到憤怒的臉龐，看馬英九還有什麼臉站在台上夸談施政理念與治國願景。

關於憲政組織建構的討論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層次。第一是人性論，第二是憲法原理和立國精神，第三是組織原則，第四是組織與制度的具體安排，第五是政黨政治的實踐，第六是憲政制度的改造策略。

惡亦人性

現代國家及其憲政秩序，係基於惡亦人性的預設而建立，因而對於人的權力慾望保持戒慎恐懼的態度，而寧可藉由他律方式予以約束。在這一點上，傳統中國過度相信人先天的良知可以有效落實道德自律，對於權力者的權力濫用欠缺反省和防制，其結果是導致君主的專制獨裁，人民只能以革命放伐的暴力方式來推翻暴政，重新開始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

社會契約與人民主權論

現代憲法以社會契約論重新定義人民與國家關係，如是，國家只能為保障天賦人權的工具性目的而存在，自不容許有違約情事之發生。而此一憲法原理與現代立國精神，乃與傳統中國以國家為家庭倫理共同體延伸之觀念大異其趣。

近來民進黨為檢討民進黨對中政策舉行「華山會議」，在9月28日由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先生擔任會議主席，當天會議以謝長廷先生所提出的「憲法一中」做為議會的主題，謝長廷先生試圖以所謂的「憲法一中」做為民進黨對中國政策的核心，與國民黨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互別苗頭。但是「憲法一中」是可行的對中政策嗎？當民進黨對外焦點全都集中於中國，卻忽略了當今全球霸權，也就是美國。

在1949年代表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與中國共產黨的那場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撤退來台，雖然國民黨丟掉整個中國大陸，屈居在一個面積僅有中國大陸百分之三的小小台灣，但國民黨仍聲稱中華民國仍代表整個中國，也就是說直到1971年之前，在聯合國的代表中國的合法席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擁有，但到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取代蔣介時政權成為合法代表中國之政權。

在中文裡頭，「黨」這個字往往帶有不好的意思，如「黨同伐異」、「結黨營私」，但是當我們接觸西方民主制度以後，卻說政黨政治是責任政治與民主的基石，兩邊意思似乎天差地別，其實，西方也不是一開始就認為政黨是好的，至少到華盛頓都還不這麼認為，華盛頓認為全國應不分彼此同心協力，也就是說不要分為黨派，而他卸任時，還諄諄告誡以黨派之私行事會為國家帶來危機。

華盛頓是對的，但也是錯的。

他的預言正確，在他之後的美國，的確因為政黨惡鬥發生很多危機。那麼華盛頓錯在哪裡？他錯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人人都是華盛頓，所以華盛頓不分政黨的理想，只能說是個烏托邦思想，現實政治卻是由一群不理想的人來執行，要讓這群不理想的人的政治能夠運作，其結果是必然要發展為政黨政治，最後只有成熟的政黨政治能成為責任政治與民主的基石。

什麼，我敢說美國開國先賢們不理想？可不是嗎，華盛頓調和紛爭的大同思想，需要過人的折衝能力、智慧、魅力與超凡的領導能力才能執行，除了他本人以外，在當時大概只有富蘭克林能勉強達到，這兩人可說是美國的第一流人物，再往下算，漢彌爾頓、亞當斯、傑佛遜、麥迪遜，這四人已經是當時美國僅次於華盛頓的最優秀人才，但是就是他們一手挑起政黨惡鬥，更往下算就不用提了。

一個只有華盛頓本人，和比他老的富蘭克林能遵循的路線，顯然是不切實際的路線。

近日美國因為預算無法通過，導致某些政府機關無法運作，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台灣國會諸公：你們看，我們還是很有效率的，起碼沒讓政府關門）。這樣類似的事情，除了美國本身曾發生過十幾次外，在其他國家是否有發生過呢？

答案是有。1975年的澳洲也曾有過一次政府關門的經驗。但落幕的方式跟美國完全不一樣。當時的澳洲總督柯爾爵士(Sir John Kerr)開除了時任總理的惠特蘭(Gough Whitlam)，任命反對黨自由黨的弗萊澤(John Malcolm Fraser)為總理，通過預算案並且重新舉辦大選。後來此事件被稱為｢1975澳洲憲政危機(1975 Australian constitutional crisis)｣，值得當前的台灣當局省思。

澳洲憲政體制下也如美國擁有參眾兩院。1975年時參眾兩院分別被兩黨掌握，工黨掌握眾議院，而自由黨在參議院有優勢。眾議院通過了預算案，但參議院認為這份預算案會讓政府花太多錢在不必要的項目上，因此予以阻擋。除非惠特蘭總理要求解散國會重新選舉，自由黨才會考慮有條件通過。到這個階段為止，看起來跟美國目前的困境都還蠻相像的，只是當時的澳洲自由黨不是要求政府放棄健保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