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方面來說，漢彌爾頓其實是個揹黑鍋的箭靶，美國聯邦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解決財政問題，但是錢不管從哪裡來，都會有人不滿，正如馬基維利所說的「殺父之仇易忘，奪財之恨難消」，當漢彌爾頓為了空空如也的國庫開徵酒稅，這下對他的不滿可不只是反聯邦黨人的高知識份子，連一般農民也怨聲載道。

賓州許多主要收入來自釀酒的農民，因此發起抗稅暴動，他們模彷美國獨立戰爭初期麻州抗稅行動的每一步，最後集合了9000人，事態演變到如此，漢彌爾頓只好敦促華盛頓出馬平亂，華盛頓非常不願意讓美國公民彼此交戰，但是最後仍然不得不出馬，從4個州召集12950位民兵，龐大的兵力本身讓起義農民望風而逃，也免除了一場內戰。

倒閣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倒閣前夕，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聲明（註1）還是令人錯愕，這份聲明證明他是一個掩耳盜鈴的行政院長。

針對九月政爭一事（註2），江宜樺明明就在事前和黃世銘、馬英九商討過多次關於王金平關說案的事。在這個案子裡，無論是事前的討論（註3），發表時站台支持（註4），發表後接受採訪支持總統鬥爭行為（註5），都在在顯示了江宜樺支持鬥爭王金平的事實。

就算江宜樺不同意這個行為，也應該提出反駁，或是退出行動。但江宜樺全程參與，表示其本人默認此事發生，當然是政爭的共謀。江宜樺也許沒有指導特偵組如何辦案，也許沒有預謀入人於罪，但是全程參與、事前知情、事後支持，就是政爭共謀，責無旁貸。身為主管，本來就應當擔當責任。

倒閣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倒閣前夕，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聲明（註1）還是令人錯愕，這份聲明證明他是一個掩耳盜鈴的行政院長。

針對九月政爭一事（註2），江宜樺明明就在事前和黃世銘、馬英九商討過多次關於王金平關說案的事。在這個案子裡，無論是事前的討論（註3），發表時站台支持（註4），發表後接受採訪支持總統鬥爭行為（註5），都在在顯示了江宜樺支持鬥爭王金平的事實。

馬英九在雙十節正式宣布「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普遍認為這是比他過去「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甚至「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等說法都更加傾中，社會一片嘩然，紛紛猜測這是怎麼回事。

作者： 阮銘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13/10/31

如果社會制度把某一群體、某一階級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難上，那麽，這種制度就不合理、不道德。

以賽亞•伯林

阮銘先生離開中國24年之後，我也選擇了離開。我離開的2012年的中國，比阮銘離開的1988年的中國更加不堪——大國崛起的表象下，山河汙染，人性敗壞，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共產黨正在轉型為納粹黨，法西斯主義露出了尖銳的獠牙。

年逾八旬的阮銘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輩的人物，他在回憶錄中條分縷析的流亡之路，於我而言，未嘗不是一部未卜先知的教科書。英國作家沃(Evelyn Waugh)認為，「人的本性是流放者」，熱愛自由並追尋自由的人啊，哪一個，不是走在放逐與自我放逐的旅途中？

鄧小平道路跟毛澤東道路有多大的差異？

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對政治改革的幻滅所帶來的冷漠，糾葛不休的藍綠統獨意識形態，讓政治成為台灣野草莓世代的「潘朵拉盒子」。但政治改革依舊是馬來西亞Bersih世代最迫切的議程，這些青年帶著警惕投身於此，即便政治也像一個黑洞，稍不留意就會被吞沒。

這群受到Bersih運動洗禮的青年世代，也被一種新的政治想像啟蒙。

「現在的馬來西亞政治並非國陣和民聯的對抗，而是舊政治和新政治的轉折。」哈里斯壯認為，民聯和安華代表的只是比較好的「舊政治」，而沙末賽益提倡「生活即政治」，才是新的政治觀。目前馬來西亞社會，正處在新政治和舊政治的交界，或許要隨著遲來的政黨輪替，一起更替。

是的，像是一種宿命一樣，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村上春樹又再度槓龜了。在從高雄前往台南的火車途中，透過手機看到了這個消息，接著就接到了友人的簡訊：

「之前你就說他不會得獎了，怎麼能夠如此篤定覺得？」

「因為看不到會得獎的理由呀。」我回說。

為什麼會下這麼篤定的斷言？其實是來自一些沒什麼文學理論深度的直覺。在我來看，他廣受大眾歡迎，卻也是某種失卻藝術表現上先驅性的表徵，在腔調上甜軟討好，相對的則容易被看成沒有摸索語言前沿的誠意，形式上不算開創，內容也不甚經世濟民，或許是他與諾獎總是失之交臂的關鍵所在。

今年到了九月下旬，在監聽與政爭的新聞夾縫之間，看到了好幾次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預測消息。不知道為什麼，今年村上春樹得獎的聲勢又大漲起來，媒體一直報導機會如何之高，直到開獎前一天，賭盤開出了1:6的賠率，在世界各大文學名家之中位居第一。

香港百年學府香港大學最近再次成為新聞焦點，大學校方建議委任英國籍的馬斐森（Peter Mathieson）出任下一屆校長，接替現任的港人校長徐立之，惹起不少校內學者開炮,批評大學校方不識時務，挑選洋人任舵手只會阻礙大學北上進軍中國的發展。事件成為了一面照妖鏡，照出學者們文人相輕的醜陋，也反映出回歸十六年以來，香港大學已由國際學府，變為中國一家稍具名氣的大學。

經過近兩年的遴選，港大唯一校長候選人馬斐森將於明年3月接掌港大，成為港大41年來，自戴義安（Ian Davies，2000年至2002年）後的第二位非華人校長。不過，馬的任命卻罕有地在港大平靜的校園中投下震撼彈，不少著名學者都衝著馬的學術地位不及現任的徐進行攻擊。

馬英九執政後，政策傾中，台灣逐漸香港化，天怒人怨、生靈塗炭，越來越多的音樂人跳出來反對馬英九荒腔走板的施政作為。從張懸、F.I.R.主唱飛兒、舒米恩反美麗灣，蘇打綠青峰反媒體壟斷，五月天、拷秋勤、棉花糖反核，電影人柯一正、戴立忍、陳玉勳如也加入陣營，一直到五月天歌詞聲援大埔、洪仲丘等等，在在都說明了馬英九執政的荒謬。

最近，雞排妹屢次在臉書對馬英九開砲，更引來雞排妹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口水戰。反對者的論述很清楚，就是長年以來在娛樂圈的詭異論點：「政治歸政治、音樂歸音樂」或「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長期以來，台灣國片的困境，除了眾所周知的「長年以來國片市場狹小」（註）因素之外，相較於歐美日等國的影視產業，台灣影視產業在電影生產上所挹注的資源也難與外國相較。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每年生產數百部電影，假期強檔的商業片預算動輒百萬美金起跳；此外，日本常見的愛情電影，一部的預算也可能高達數十億日幣，例如2007年的「戀空」就耗資39億日圓。

除了投資環境的差距以外，相較於歐美日等成熟的電影產業，國片的故事內容取材普遍較為簡單，多半是來自導演自身的成長經歷、青春、愛情等簡單的元素主。例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聽說」、「最遙遠的距離」、「夏天的尾巴」等等。除了取材無法跨越這個故事元素藩籬外，台灣也缺乏像歐美日齊全的電影生產硬體與環境；因此，難以生產出類似「明天過後」（好萊塢）、「日本沉沒」（日本）、「大逃殺」（日本）、「寒戰」（香港）等等這類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