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作者: 阮銘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13/10/31
如果社會制度把某一群體、某一階級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難上,那麽,這種制度就不合理、不道德。
以賽亞•伯林
阮銘先生離開中國24年之後,我也選擇了離開。我離開的2012年的中國,比阮銘離開的1988年的中國更加不堪——大國崛起的表象下,山河汙染,人性敗壞,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共產黨正在轉型為納粹黨,法西斯主義露出了尖銳的獠牙。
年逾八旬的阮銘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輩的人物,他在回憶錄中條分縷析的流亡之路,於我而言,未嘗不是一部未卜先知的教科書。英國作家沃(Evelyn Waugh)認為,「人的本性是流放者」,熱愛自由並追尋自由的人啊,哪一個,不是走在放逐與自我放逐的旅途中?
鄧小平道路跟毛澤東道路有多大的差異?
上世紀80年代前半期,阮銘曾在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身邊工作過,並參與起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歷史性的文件。他深味中共高層權力運作的秘辛,對毛、鄧兩個時代都有深切體認,在海外出版了厚重而紮實的代表作《鄧小平帝國》。
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旗幟與道路,曖昧不明,忽左忽右。左派為習近平向毛澤東鞠躬的舉動而歡呼,右派為習近平向鄧小平致敬的行為而叫好。於是,左右逢源的習近平,賺到的金山銀山比青山綠水還多。
左派,尤其是毛左,我不予置評,也不值得我給予任何一句評價。而所謂的「右派」——或曰體制內改革派、溫和改良派、憲政民主派、普世價值派及自由主義者們——一廂情願地為新君唱贊歌的表現,則讓我大跌眼鏡,禁不住有話要說。人們看到習近平重走一趟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路線」,就把習近平看做是又一顆「大救星」。然而,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即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真有本質的差異嗎?真是針尖對麥芒嗎?
惟有讀史才能使人明智。阮銘是一名少有的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中共黨史研究者。在這個時刻,更需要讀一讀他的有關著述,包括這本獨一無二的回憶錄。在阮銘看來,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叛徒,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鄧小平充其量就是「修正主義者」而已。在維護共產黨一黨獨裁這一「核心利益」方面,毛與鄧並無二致。胡耀邦與趙紫陽從未有過取鄧小平而代之的意圖,鄧為何要罷黜胡、趙,轉而選擇江澤民為接班人呢?阮銘分析說:
鄧小平只是在開創改革大業時,才需要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有新思維的開創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鄧小平擔心的正是開創型新領袖的新思維,會改變他鄧小平帝國的舊路線,特別是他「絕不能讓」的政治思想領域。他需要的正是另一個「華國鋒」,遵循他鄧小平的「凡是」永遠不變。
這個看法如老吏斷獄,切中肯綮。此後的胡錦濤、習近平都算是「盜版的江澤民」,才可能被此種「優敗劣勝」的體制選中而上位。
習近平強調,「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都是共產黨的榮耀和成就,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同室操戈。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這個說法是成立的。毛知道鄧是共產黨體制的忠臣孝子,才留下鄧一命;而鄧執掌大權之後,果然保留毛澤東紀念堂、天安門毛像以及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毛、鄧的治國之道雖有差異,在意識形態上卻都是「銅牆鐵壁」。
這一點類似於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異同。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在回憶錄中論及西方對周恩來的誤解。很多西方人認為,在中國的權力鬥爭中,周代表的是「好人」這一邊。但李潔明清楚地指出:「周恩來是個強悍、堅貞的革命黨員,過去曾有過動用暴力的紀錄。他之所以開啟和美國溝通的管道,並非因為他喜歡或欣賞美國人,或是美國的制度,而是因為中國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蘇聯的力量。」鄧小平也是如此,他開啟改革開放的道路,並不是要給中國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乃是為拯救共產黨自身搖搖欲墜的統治。
可惜,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國內部,仍有那麽多人對鄧小平的崇拜五體投地,甚至為習近平傾向鄧小平多一點而祈禱。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所寫的關於鄧小平傳記,甚至為「六四」屠殺辯護——傅高義曾經當過阮銘在哈佛訪學期間的房東,卻不曾吸納阮銘對鄧小平鞭辟入裡的批評性看法。
只要是反對共產黨的人,就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嗎?
阮銘以海外流亡者中的「烏鴉」自詡,雖然這個名字是別人為他取的,他本人卻甘之如飴。從這本回憶錄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有限地參與過一些海外民運活動,大部分時間都輾轉於美國各大學和基金會之間,讀書、寫作和研究是他的興趣所在。他不是政治活動的弄潮兒,只是偶爾涉足其間,不小心打濕了鞋子而已。
沒有人喜歡聽烏鴉的聲音,沒有人喜歡聽批評性的言論。這些年來,海外民運的路越走越窄,不僅幾乎在西方主流社會銷聲匿跡,也基本不受海外華人社群的認同和歡迎。沒有任何一個人物與組織,享有清末時康梁、孫中山的那種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民主人士與經濟崛起的中共政權相比,確實實力懸殊。但是,反省與檢討仍然必要,若任何批評意見都不願聽取,而是熱衷於「抓特務」的遊戲,民運與共產黨又有什麽差別呢?
在這本回憶錄中,阮銘對90年代初期民運在轟轟烈烈的熱潮之下潛在的敗相已有所覺察。他寫道:
討論到「民陣」的組織屬性,會上的「三巨頭」,陳一諮和萬潤南兩位「實力派」領袖一個代表「體改所」派、一個代表「四通公司」派,都傾向列寧式政黨。
用共產黨的模式能戰勝共產黨嗎?既然你變得跟共產黨一模一樣了,為什麽還要反對它呢?短短幾年之間,阮銘又發現:「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新夢,都是不願或不敢直面現實,喪失了民運前進的目標。而愈無目標,愈內鬥;愈內鬥,愈無目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爭鬥的都是權和錢。」毛的鬥爭哲學深入到每一個反對共產黨的人士的骨髓之中。
書中有幾處涉及作為流亡者群體的精英組織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內部分歧與興衰史。書生的爭鬥,亦堪稱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與好幾位當年的學社成員是交往頗深的朋友,對學社的歷史與掌故多少有所了解。我並不完全認同阮銘對諸多人事、理念的紛爭與糾葛的判斷,但我覺得,學社雖小,可作為透視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中國文化的病癥的一個標本,也可以作為分析中西文化衝突的一個典型個案。所以,阮銘書中披露的部分內容,是彌足珍貴的史料。
與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淵源更為深厚的蘇曉康,在《離魂歷劫自序》中如此描述學社當時的光景:
普林斯頓收留的「精英」、名流,因為不懂英語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團,遂成一「中國城」,派對每周必有,還非唱「文革歌曲」不可,要不就是《血染的風采》。沒有誰受過基本的學術訓練,卻常常要辦學術討論會,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慚,預言中國,還都會侃幾句文化;否則怎麽叫「訪問學者」?
老實說,很多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不過,皇帝的新裝,誰也不敢戳破,戲還得演下去。美國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可是這些流亡者的心靈真的得到了自由嗎?未必。蘇曉康感嘆說:「這班大名鼎鼎的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擁有一輛破車和不再擁有崇拜者之外,仿佛並沒有生活在美國。」若非經歷生離死別之劫難,蘇曉康的自我反省與解剖,又豈能如此痛徹肺腑?
流亡是一段精彩的新生命的開端
1988年離開中國的時候,阮銘本是想暫時出來透透氣,未曾料到次年發生了「六四」慘案,從此便有家難歸。這本回憶錄集中描述作者在美國的生活,美國的大山大河,在其筆下嫵媚多姿,作者本人的生命狀態亦多姿多彩,所以方能「相看兩不厭」。對於接納無數流亡者,讓他們在此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言說的美國,作者充滿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作者又並非「惟美是從」,對於從老布希到喬布斯(Steve Jobs)等向中國暗送秋波、「與狼共舞」的美國政商人士,他亦是不是地直言批評。
阮銘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獄裡,三分之一飄泊在地獄外。」那自由的三分之一的時間,比起那不自由的三分之二的時間來,不知道要快樂、幸福多少倍。阮銘離開中國時,已57歲,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齡。但在這本回憶錄中,讀者看不到某些流亡者身上的那種化不開的哀怨、愁苦、失望的情緒。二十多年來,阮銘著述十餘部,在美國和臺灣的大學開課數十種,緊張、忙碌、充實,開辟了堪稱「笑傲」的「人生下半場」。思想家伯林說,流亡是一條康莊大道,阮銘當有同感。
所以,就連失去中國護照和中國國籍的那一刻,阮銘也輕輕寫來,一筆帶過:
中國領事館的答覆是拒絕延期。我問為什麼?回答是:「政府不滿意你寫的文章。」我再問:「 難道文章觀點不同,就可以剝奪我的公民身份?」回答是:「這個我們不能回答,我們也是奉命行事。」這樣,我就成了無國籍的漂泊者。
此刻,並無斑駁之血淚,更沒有地動山搖之痛。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家國情感可謂「千年一貫」,如棺材蓋一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阮銘卻能做到「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從美國到作為美麗島的臺灣,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家園,何必對那個早已淪為爛泥潭的中國牽腸掛肚呢?比「葉落歸根」更高的價值,是與自由為友、與自由同在。
智者的流亡,不是智者本人的錯,而是迫使智者流亡的國家和制度的錯。英國歷史學家理查•皮佩斯在《共產主義簡史》一書中指出:「為了追求全體一致,共產黨政權使用了流放與監禁等辦法,企圖讓那些無法與其一致的人保持緘默,但這些人往往也是最具有才能與創造精神。其結果是,由於能存活下來的通常是最依賴以及最能配合的人,因此所有的創新行為幾乎無法出現;因此,既然共產社會無法讓最好的人才留下來,日複一日地陷於困境也就無可避免。」一個被土匪綁架的國家,有什麽榮譽可言呢?我只能預測,哪一天,睿智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流亡他鄉;哪一天,中國本土才是值得其公民自豪的自由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