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會不會浮在水上？那鐵做成的船呢？歷史上，有段時間，人類曾經認為怎麼可以用會沉到水底的材料造船，堅持用木頭造船，但是到現在，鋼鐵造的船在各大洋趴趴走。

鐵的比重比水重，鐵塊會沉到水底，這是科學，但是用鋼鐵造船的辦法，那是科技，科學定律雖然是不變的，但人類的科技卻會一直進步。

過去以LED背光的面板剛推出時，產業界不是懷疑就是嘲笑，說那麼貴誰會買，言猶在耳，才沒幾年，由於LED製造技術進步與規模產能開出，價格大降，現在LED背光電視、NB、平板成為主流。

不僅科技會進步，價格更受到市場多重因素影響，而變動幅度更大。

巴勒斯坦西岸中部，有一個座落在海拔500公尺山丘的小村落Nabi-Salih，每周五都會聚集一群不滿的巴勒斯坦村民。

除了「喝茶、幹譙」外，年輕、憤怒的年輕人會順著村落聯外道路遊行抗議。他們的目標：700公尺外、成立3年的以色列屯墾區。

Nabi-Salih的阿拉伯語原意為「先知」。但對這550多人的村落而言，他們卻無法「先知」此區資源竟有一天會遭以色列屯墾區剝奪。村民激憤著，屯墾區搶奪他們鄰近的水源、侵佔他們的寶貴土地。

諷刺地，這些村民為了討生活，有的接受以色列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前往別處屯墾區，協助建造房舍；屯墾區居民認為，透過提供就業機會和工資，是幫助巴勒斯坦民眾改善生活的方式。

但巴人可不這麼想。在「奪我水、搶我地」的激昂情緒下，每週五，Nabi-Salih數百名年輕人都自動自發集結，一邊吶喊口號、一面揚起巴勒斯坦國旗，浩浩蕩蕩衝向屯墾區。為護衛屯墾區安全，以色列國防軍也「自動自發」橫亙在屯墾區前。

2014年開春，教育部就給了歷史學界、全台灣高中歷史老師以及學生、家長們一個春天驚雷：將高中歷史課綱以所謂的「微調」手法，援用爭議記載或史料，不惜過度詮釋，以非專業委員強度關山，也要達成主管機關的「歷史教科書必須符合現階段法律」的意圖。此舉一出，抨擊不斷，教育部長蔣偉寧的執政誠信蕩然無存，甚至連其學術信用也搖搖欲墜。

本文在此不擬重複輿論爭議，但擬重新提出思考：學界該提出怎樣的高中歷史教育課綱，來教育台灣的下一代？而政府又該怎麼做，才是所謂合法合理的行政措施？

在國仇家恨與演藝花邊的新聞夾縫裡面，偶爾反菸團體也總是會登台演出一下。話說在台灣的社會力發展史裡，所有的倡議團體，也只有消基會跟董基會真的是屹立不搖兼且大放異采，成為社會主流，三不五時就可以出來董基董基一下，屆時癮君子們不但要叫它姐姐，甚至還得求爹爹告奶奶，因為不是健康捐要漲，就是這裡那裡以後又成了禁煙地帶。

這個禮拜，一個不大不小的新聞是關於電子煙的。是說，現在坊間流傳的電子煙呈現無法可管的狀態，甚至成為流行的戒菸產品，可是諸多嶄新研究（似乎不只是英國研究）指出，它有促進尼古丁依賴的危險，而且其水氣氤氳未必不產生二手煙害，故董氏基金會等倡議團體主張，要趕快把它納入菸品的範疇，以菸害防制法加以管制；衛福部則乾脆更加激進地主張，把這玩意兒全面收束起來，用藥品的概念綁住，然後既然整個品項都未經核准，就一次關起大門，全部不得上市。

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生了個有趣的說文解字。衛福部堅持電子「煙」不屬於菸品範圍，所以不能叫電子「菸」，也不歸屬「菸」害防制法第二條所謂的菸品。此煙非彼菸，煙是普遍的，而菸是特殊的；煙需要其他框架來產生禁制的圖象，而菸則有自明的罪惡邊界。

近年國內經濟景氣趨緩，稅收減少，面對民間景氣不如以往，上班族平均薪資也倒退回16年前水準，顯示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時代中，台灣在缺乏天然資源與內需市場下，產業無法全面升級的結果，導致勞動力受取代性高，許多工廠外移中國或東南亞，進而導致台灣本地，薪資隨著開發中國家水平下降，藉以在全球化時代下，與新興市場廉價勞動力競爭，從而出現民間平均實質薪資倒退回16年前水平的結果。

不只是台灣，同樣位處東亞島鏈的日本，由於同樣缺乏天然資源，加上國內消費力已多年不振，不僅出現通貨緊縮，經濟更已失落長達20年，即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誓言藉由提升民間薪資與物價，帶動經濟成長，但根據最新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2013年考量物價波動的實質薪資指數，仍呈現下滑，且僅次於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後的最低紀錄，在日本即將調升消費稅至8%之際，民間薪資持續下滑，無疑對日本經濟發展帶來挑戰。

台灣在全球化產業競爭時代下，民間企業並非不努力，但面臨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印尼、越南等的製造成本更低廉優勢，過往代工製造帶動經濟大幅成長的模式已不再；日本品牌近年則不斷遭到美國、南韓與中國品牌的激烈競爭，特別是科技產業，全球市占率表現也大不如以往。

早幾年在國民黨的文宣體系下，談到國共內戰歷史時經常會用到「轉進」這個字。它的意思說白了，其實就是打敗仗撤退。有人會用更戲謔的說法詮釋它：「向後轉再前進」。

當然在「轉進」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打出出人意表的戰績，例如國共內戰後期的古寧頭一戰。而某種程度，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剛剛結束的南京、上海訪問，也像是這樣一場「轉進戰」。

要評價王郁琦這趟中國行的成績，必須先確定比較的基準。筆者認為比較合理的基準是一九九八年辜振甫訪問中國行程。

辜振甫一九九八年訪問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會見中國海協會長汪道涵。接著轉往北京，會見了當時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和國家主席江澤民。

在上海，辜振甫第一次引用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波茨坦宣言」，在汪道涵面前拋出了國民黨政府主張的兩岸現狀的憲法定位：「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到了北京，辜振甫延續上頭的基調，對錢其琛說，兩岸開放交流十多年，彼此關係仍然存在困難和障礙，「 歸根究柢，導因於大陸當局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

辜振甫強調一九四九年起兩岸隔海分治，任何一方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對方，「如果大陸方面刻意而片面地假設中華民國不存在，非但事理甚明地無從進行政治性的對話，只會激起台灣民眾的反感。」

高中歷史課綱爭議越演越烈，主導的「檢核小組」不僅是體制外，而且這些委員竟然沒有任何一人是歷史專業。許多人在質疑，究竟幕後的那隻黑手是誰？今天，這裡公布答案，黑手就是中國代理人馬英九與他的「大哥哥」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王曉波。馬英九在當選的第二年，2009年，就已經發動「修正」台灣歷史的戰爭，首戰就是國文科白話文與文言文比例、歷史科台灣史與中國史的比例之爭，至於執行馬英九意志的分身就是他的「大哥哥」王曉波。而透過王曉波，我們可以了解你所想像不到的許許多多。

馬英九與王曉波的關係匪淺，兩人關係深厚數十年。王曉波在1991年就在專文〈我所認識的馬英九〉暢談兩人關係，近年來，王曉波在外更以馬英九的大哥哥自居。1991年，王曉波到北京訪問時任國台辦辦公室主任唐樹備，兩人談到馬英九時，唐樹備說，如果能統一，馬英九這種人才應該可以為12億人服務。

今年東京的雪來得特別晚，但在2014年2月8日，日本東京的天空卻突然一口氣降下了16年來最大的大雪，都心積雪超過27公分，交通事故不斷，超過五人死亡，電車停駛、活動停擺，東京人面對這場雪，措手不及。

然而在這場近乎災難的大雪之中，舉辦了一場選舉，而這場選舉的結果，似乎正將日本導向另一場災難。

在台灣《蘋果日報》讀到彭明輝教授的大作《兩岸之間只有一個問題》，大跌眼鏡。這位有相當學養和影響力的學者，對兩岸問題──尤其是中國現狀，瞭解程度居然如此淺薄和荒謬，其論點與國際主流輿論的立場以及中國普通民眾的感受格格不入。彭教授雖然是劍橋畢業的博士，但他的專業是工程技術，遠離社會人文，一旦脫離其專業領域，其議論便有可能違背常識、甚至還不如一名普通大學生高明。

作為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的現狀作出反思和批判，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在地」知識分子的職責與使命所在。但是，犯不着在自我批評的同時，一味美化和羡慕中國。正如美國知識分子可以天天挑美國社會的毛病，但他們從來不會認為北韓是美國效仿的對象。如果這在台灣知識界是一種普遍的認知，讓我不得不深感憂慮。

不要艷羡那艘老鼠紛紛逃離的沉船

彭教授認為，「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只有民生的競賽是真的」。這個論點可靠嗎？如果沒有民主自由，沒有人權保障，民生就是空中樓閣。

政治到底是什麼？聯考體制下的乖寶寶，像王郁琦，一定會說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時使用的教科書上說是「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我偏好的則是Harold Lasswell的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以及這幾年因為受了古典政治學的影響，加上了應然上必須追求的「善」（good）。但其實我對這些理論上的答案都不滿意，我一直認為政治在日常生活的實作上也需要有一些定義，只是遍尋不著，直到前幾天在一個座談會上，友人提出了身為一個政治工作者，每日的政治便是「鬥爭，鬥爭，鬥爭，」一時竟有豁然開朗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