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出「中華民國」能夠扭轉敗局？

早幾年在國民黨的文宣體系下，談到國共內戰歷史時經常會用到「轉進」這個字。它的意思說白了，其實就是打敗仗撤退。有人會用更戲謔的說法詮釋它：「向後轉再前進」。

當然在「轉進」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打出出人意表的戰績，例如國共內戰後期的古寧頭一戰。而某種程度，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剛剛結束的南京、上海訪問，也像是這樣一場「轉進戰」。

要評價王郁琦這趟中國行的成績，必須先確定比較的基準。筆者認為比較合理的基準是一九九八年辜振甫訪問中國行程。

辜振甫一九九八年訪問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會見中國海協會長汪道涵。接著轉往北京，會見了當時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和國家主席江澤民。

在上海，辜振甫第一次引用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波茨坦宣言」，在汪道涵面前拋出了國民黨政府主張的兩岸現狀的憲法定位：「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到了北京，辜振甫延續上頭的基調，對錢其琛說，兩岸開放交流十多年，彼此關係仍然存在困難和障礙，「 歸根究柢，導因於大陸當局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

辜振甫強調一九四九年起兩岸隔海分治，任何一方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對方，「如果大陸方面刻意而片面地假設中華民國不存在，非但事理甚明地無從進行政治性的對話，只會激起台灣民眾的反感。」

辜振甫這一趟的表現至今令人稱道。但回顧這一段歷史，不是單單要拿辜振甫和王郁琦個人做比較，這樣做意義不大。真正有意義的，是比較辜、王兩人背後國安團隊的整體理念和鋪排。

辜振甫拋出「波茨坦宣言」的時間點，上承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機，下接汪道涵準備訪問台灣，以及接下來的「特殊殊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政府在這個階段的戰略意圖是非常清晰的。九六年總統直選確立了中華民國主權在於台澎金馬兩千三百萬人民；而中華民國創立於一九一一年，二戰結束後重新將台灣納為領土，迄今國祚未斷。這就是與中國交往時，台灣的自我認知及定位。

如果再往後連到一九九九年，李登輝團隊要進一步向對岸表明，經歷了台海危機之後如果兩岸進一步回復關係時，必須定性在「特殊國與國關係」下。

從國民主權確立，到中華民國國存在，再到兩岸關係定位。可以看出一九九八年辜振甫在中國宣示「中華民國」並不是心血來潮的單一事件，而是層層遞進的有序鋪排。但回頭看王郁琦在南京的表現，卻讀不出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裡有這樣富有縱深的理路。

回顧馬英九上任到現在的六年，政府兩岸政策形成機制有兩大特色：第一，是依靠兩岸「各說各話」的「九二共識」做為政策基石。第二是諸如「國共論壇」的體制外平台大行其道。「九二共識」的問題實在談得太多，這裡就不再多說。而體制外平台上，中國則利用「連胡」、「連習」、「吳胡」等等會面，從「一中原則」到「一中框架」步步進逼。

所以如果只看王郁琦南京演講的文字本身，的確有若干可取之處。但如果和九八年的歷史相比，再佐以馬英九執政以來的脈絡，就可以發現王郁琦祭出「中國民國」的表述，並不像下棋的先手，反而更像是要從詮釋權已經落入中國之手的「九二共識」，以及由共產黨操控的非體制平台的四面合圍中試圖脫困。

王郁琦提出中華民國，是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政策框架中，激烈向「各表」擺動。這項原本應該在上任之初與九二共識同時確立的原則，馬英九卻直到任期幾乎要結束，才第一次做出明確表態。也因此，馬英九向台灣國民或者對岸發送的訊號都是混亂且不穩定的，因而要推測馬英九團隊下一步要怎麼走，實在難上加難。

況且王郁琦前腳才走，連戰、蕭萬長跟著到北京的消息立刻曝光，顯見北京不會放棄培育多年的平台。以馬英九現在的政治能量和所剩不多的任期，要把兩岸事務的話語權和主動權收歸己有，都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剛剛結束的中國訪問行程，某種程度也可以這樣理解：雖然單看這一戰的戰果，的確有若干可圈可點之處，但在面對中國的戰役中，馬英九政府已經深陷重圍。因而就算一場「轉進戰」打得不錯，究竟能不能止住整體敗局，實在讓旁觀者不敢太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