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媒體沈重的成本

網站上，只剩下一篇停刊宣言。所有的報導、文章、圖片、留言在下午五點瞬間消失。香港《主場新聞》，這兩年最重要的新媒體之一，用一種很絕決的姿態向讀者告別。

談《主場新聞》可以從它的命名說起：二零一二年特首選舉的一場電視政見辯論會。當梁振英質詢另一位候選人唐英年時，被唐搶白了兩句，梁振英舉手向主持人申訴時說了一句：「這是我主場」。「我主場」從此在香港成為一個被年輕族群或政治人物拿來嘻笑怒罵的一句流行語。

但「我主場」有一層更深的含意：當北京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不斷深入、意圖控制香港時，主場新聞的創辦人希望辦出一個能夠呈現「香港觀點」的媒體。「我城‧我觀點‧我主場」的口號，代表著這樣的企圖心。

然而抱持這樣的立場，在香港這樣的地方，以「當一盤正常生意來做」的心態經營新媒體，面臨著兩大挑戰：第一是經濟，第二是政治。

先說經濟面：《主場新聞》的形式幾乎是照搬美國《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 ），也就是以新聞加部落客的評論構成網站主體。它提供的新聞並不出於自家記者的採訪，而是內勤編輯綜合各媒體的報導加以改寫。

《主場新聞》的編緝改寫新聞要訣在於博採各方來源，並且完整交待始末，必要時配上圖片和表格，讓讀者不讀這則新聞則已，要讀就能完整了解事件。為了讓這樣的理念更加清晰，主場新聞用「curator」（策展人）這個字來取代傳統的「新聞編輯」，它的意思是編輯面對一套新聞，不只是要改改錯字，順順句子，而是要像設計一場展覽一樣，帶領閱聽人「看懂」這套新聞。

用這樣的概念做新聞，一則是可以和力求速度快，但有時訊息非常零碎龐雜的傳統媒體網站新聞做出區隔。二則傳統媒體可以說是種「勞力密集」的行業，必須在可能發生新聞的路線上密集部署記者，光這一部分要投入的成本就十分驚人。但相反地，如果不求原創材料，僅僅「改寫」新聞，耗費的人力成本就低得多。
《主場新聞》創辦人蔡東豪在告別信中提到的「主場新聞小本經營」，必須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事實上他所言不假。

因此可以這樣說，在人力物力有限，必須「小本經營」的前提下，《主場新聞》在經濟上並沒有選錯新媒體的發展模型。更何況《赫芬頓郵報》在二零一一年被美國線上以超過三億美元的價格收購，這是在主場新聞在創刊之初就擺在前頭的例子。

關鍵仍然在政治。

《主場新聞》的臉書帳號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開通。這個時候香港正陷入「反國民教育」的風潮裡，這是香港當時最大的新聞事件，也是香港民主派人士極力訴求「捍衛香港價值」、「反對中國同化」的重要議題。這樣的主張，正暗合主場新聞「我城‧我觀點‧我主場」的創刊方針，《主場新聞》的網站也選在這時正式開通。

沒有能力和別的媒體拚獨家，《主場新聞》的成敗，關鍵在「curator」的眼光和方向。《主場新聞》的操盤者，一開始旗幟鮮明地走民主派路線，在政治、社會新聞上鎖定改革議題。從開站之初的「反國民教育」、當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再到香港政治改革的論爭，最後到特首選舉、佔領中環等事件。《主場新聞》提供了民主派觀點充分的發表園地。

很快就在香港媒體中聚集了一批忠實讀者。一般相信這也使它成為北京政府去之而後快的對象。

就在七月六日，香港記者協會發表了年度言論自由報告，在這份名為〈新聞自由危城告急──香港表達自由面對嚴重威脅〉的文件中裡，香港記協形容香港新聞自由陷入數十年來最黑暗的一年。事實上類似的措辭在一三、一二年都曾經出現，只能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正在無量下跌，沒有最壞，只有愈來愈壞。

過去兩年，隨著香港人民在公共政策乃至於政治體制上自主意識愈來愈高，中共政權也相應發展出箝制香港言論自由的多種手段。這其中最不落痕跡的一種，就是經濟制裁。

今年年中，香港傳出反共旗立場鮮明的《蘋果日報》和立場較為中立的免費報「am730」遭到中資企業抽廣告。這樣的懷疑，對於已經進入主流的媒體，可以通過和過去的比較而確認。如果在報紙發行量和言論路線沒有巨大改變的情況下，特定背景的企業投放的廣告量突然大減，這就相當程度可以認定背後有一種出於政治目的的經濟制裁。

但對《主場新聞》這樣的新生媒體而言，就如同蔡東豪在告別信中所寫，他被人問到《主場新聞》有沒有被抽廣告時的答案：「從未落（下廣告），何來抽？」經濟制裁完全可以不落痕跡地進行，而表現在外的，也只有「廣告收入跟它的影響力，不成比例」。這也讓一部分講求嚴謹證據的香港分析家認為，《主場新聞》的結束，也可能出於自身的經營和定位問題。這樣的分析，不能說全錯，但要認定像《主場新聞》這樣的「一盤生意」在香港完全可以「在商言商」地討論，就實在是故意裝作看不見屋子裡的那頭大象了。

回看台灣，《主場新聞》事件帶給我們的啟示在於：台灣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組織、團體對於開放陸資經營「廣告代理業」的疑慮絕非空穴來風。然而原本反對者設想的情況，是陸資廣告代理業可能以廣告做為籌碼，對持中立或反中立場的主流媒體進行收買或打擊。

但《主場新聞》新聞事件讓我們警惕到，除了主流媒體外，當陸資控制廣告源之後，更大的傷害可能是讓一個有潛力躋身主流的媒體在將成氣候之際就被扼殺。
站在媒體經營的角度，儘管《主場新聞》已經想盡辦法將成本降到最低，卻仍然連在正常的市場機制下存活的機會都沒有。怎麼能不說在中、港、澳，甚或台灣要想辦媒體，政治才是最沈重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