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台灣史》選摘：「中國神話」的崩解

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以「中國規模」的政府機制統治台灣，主要的論述基礎，便是在國際上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與冷戰架構下，美國在國際上支持國民黨政權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大陸的統治權，繼承中華民國的態勢也得到相當支持，隨著其統治的延續，取得的支持越多。相對地，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論述，則在國際上逐漸崩解。因此本節主要以美國的外交政策（論述）轉變和邦交國的重大變化，進行討論，再論及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上作為中國代表遭到的問題。

壹、從舊金山和約到中日和約的衝擊

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危機並不是在敗退到台灣之後才發生的，早在1949年從南京遷移到廣州之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奉命試圖與中共政權接觸即已露出端倪。中華民國政府12月遷移到台灣前後，雖然在人事各方面的安排展露爭取美國支持的態勢，但次年1月杜魯門仍發表了不介入台灣的政策。韓戰發生後，美國才逐漸轉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從1951年舊金山和會到要求日本與中華民國在1952年簽訂和平條約，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府的施力。

1951年，除了蘇聯之外，英國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反對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出席和會。所以由美、英兩國聯名發出的和會邀請函，就沒有包括中國的代表。這對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中國」宣示，是嚴重的打擊。1951年7月19日，行政院長陳誠就以無法參加對日和約，引咎辭職，被慰留後，在「（舊）金山和約」簽訂前，9月3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政府發言人沈昌煥又分別發表聲明，主張「（舊）金山和約」對中華民國沒有拘束力。

1951年12月日本在美國的敦促下，決定以中華民國政府為簽訂和約的對象。1952年2月開始談判後，雖然有部份債權、賠償的爭議無法解決，不過，在美國的斡旋及「舊金山和約」即將生效的壓力下，終於在4月28日簽署。這對中華民國的自我定位，形式上可以彌補「舊金山和約」的缺憾。但是，日本提出的「吉田書簡」，並沒有將中華民國視為全中國的代表。而且，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吉田茂政權不承認「國府」為「全中國」的代表，也有淸楚的了解。但當時是在立法院的秘密會議提出的，一般國人並不了解。

貳、「蔣杜聯合公報」與「康隆報告」的後續

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將台灣明白納入美國的防禦圈內，但是，美國官方除了宣示：台灣在國際法上歸屬未定的狀況，並不會因為此一條約的生效而改變。也相對限制了中華民國政府意圖武力「反攻大陸」，必須與美國
協商。這使中華民國的外部正當性，受到衝擊。

雖然在外交上承認中華民國，但是美國並沒有放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外交接觸。從1955年8月開始在日內瓦進行大使級會談，1958年開始改在華沙會談，直到1968年，擧行超過100次的正式會議。

1957年《自由中國》提出了，由於短期間「反攻大陸」機率不大，要求政府「實事求是，持久漸進，實質反共」的政策。雷震也認為「軍事反攻目前無望之際」，政府的政策應該「先從政治反攻，以民主政府來影響大陸之獨裁政府」。同年，美國主張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主張在台灣「公民投票」、「民族自決」的聲音，逐漸浮上檯面，也引起了支持中華民國者的注意。

1958年10月23日蔣介石總統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聯合公報，明白表示「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美國相信此一使命的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對此，當時外交部長黃少谷曾經聲稱：「中華民國政府並未宣布放棄一旦遇到大陸爆發革命時使用武力光復大陸」。

然而，敏感者已經意識到：黃少谷的說明並非證明政府未放棄武力反攻，而是證實了政府確實已經「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只「保留響應大陸革命」的用武權而已。這無異於宣吿「祇好保持一個也許較為遙遠的希望」，期待「有一天世界局勢會改變」。同時，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作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政策，也開始動搖。

1959年11月1日，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正式發表「康隆報吿」，建議：容許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承認「台灣共和國」，並使其加入聯合國。當時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除了提及「康隆報吿」主張承認中共政權問題外，也報導了承認「台灣
共和國」問題，「台灣共和國」在聯大的席位問題等等。雖然，媒體對「康隆報告」也大力批判，但對關心國際情勢的知識界而言，已經帶來明顯的衝擊。《自由中國》立即以社論〈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以民意為依歸〉重新加以檢討。在這篇社論中明白表示：主張台灣為中國一部份的理由，「祇有在美國不承認共匪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一旦美國的政策改變，「台灣所屬問題也隨之變質」。主張在聯合國嚴密而有效的監督下，「在整個中國擧行眞正自由選擧」，來決定中國的前途。這樣的言論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幾乎已經放棄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統性基礎。

而在此前後，美國的司法和行政部門，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提出類似「兩個中國」的主張。在司法方面，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書中指稱「台灣不是個國家」；而艾森豪（D.Eisenhower）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公開提出「台灣共和國」（國務院稍後解釋：所謂的「台灣共和國」指的是「以台北為首都的中華民國」）；而在外交上，1959年9月，艾森豪曾面詢赫魯雪夫（N.Khrushchev），「德國既可分為二，何以中國不能分為兩個？」赫魯雪夫事後還將類似的訊息傳達給毛澤東，引起毛的強烈不滿。

1960年4月，甘迺迪競選團隊負責外交事務的Chester Bowles 在"Foreign Affairs" 發表'The China ProblemReconsidered' 一文，《自由中國》社便商請蔣勻田翻譯，主動地加以引介。從蔣勻田的譯文中，可以淸楚發現，Bowles主張：在「北京政府雖仍困難重重，然已穩定握有中國大陸」，以及「住在台灣八百萬台灣人與二百萬大陸人應有權力要求安全，獨立存在，和發展文化，翹然於共產勢力圈之外」的前提下，主張以「獨立的中台國（An Independent Sino - Formosan Nation）」來解決台灣海峽兩岸的定位問題。而在具體作為上，主張金馬之中立化。因「照現在它們的地位，僅保存國民黨即將反攻大陸的神話，授北京挑釁行為的口實而已」。而另一方面則提供台灣一切軍事力量，以阻遏中共政權的進取台灣。

而甘迺迪上台後，雖然曾經試圖以「國家繼承理論」，推動「兩個中國」的主張。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強力反對，也沒有爭取到其他國家足夠的支持而打消，不過，這是美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作為正式政策的指標。此後，在美國強力的要求，並考量否決外蒙古加入聯合國，對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可能帶來的傷害，1961 年蔣介石總統同意在外蒙古入聯案棄權，而得到甘迺迪承諾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同時，美國和其他友邦提出改變中國代表權案應視為「重要問題案」，也在聯合國大會通過，這也是美國在1960 年代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模式。不過，由於國民黨當局一貫強調外蒙古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此一結果對其宣稱的「中國神話」，自也造成衝擊。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則否決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反攻」計畫。

參、情勢逆轉的發展

甘迺迪遇刺後，美國不斷出現政策應該修正的主張。1964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J. W. Fulbright），以及1966年參議院公聽會包括費正淸等教
授提出包括承認台灣獨立的「兩個中國」主張，而國務卿魯斯克也在眾議院作證主張修正對中國大陸的圍堵政策。

整個對國民黨當局「中國神話」不利的外在國際環境，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的核子試爆，以及美國武力介入越戰，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戰略地位更形重要。而1964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後，一時之間形成的斷交骨牌效應，也造成相當的衝擊。

1964年1月初，法國表明不再承認蔣介石總統領導的是代表中國的政府，27日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沒有馬上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而引起是否可能形成「兩個中國」的狀態。但是，2月10日在法國要求下，雙方正式斷交。當時，法國政府表示：中國只有一個，他們面對的是能否同時承認北京的中國政府和台北的台灣政府，但是台灣的政府自稱代表中國，而不是代表台灣，因此沒有外交上的問題。

基本上，法國和當時的英國一樣，都是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而台灣的地位則尙未決定。此一立場原本是台灣朝向自主發展的助力，但在蔣介石主政下，則只是「中國神話」的進一步崩解，而台灣在其統治下，國際空間也更為縮小。

繼法國之後，法國之前在非洲的殖民地，包括剛果、中非共和國、塞內加爾、達荷美、茅利塔尼亞等，陸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和中華民國斷交。至於另一個指標性的國家則是加拿大，加拿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洽商建交問題，但無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1970年10月，雙方以「留意（take note）」取代「承認」後建交。這種態度留下台灣定位問題解釋的彈性，解決部份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障礙，義大利也循相同的模式處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者日增，不僅使國民黨當局的「中國神話」更形凋零，國際空間也日漸萎縮。1970 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先以66：52表決通過中國代表權為重要問題案，因此阿爾巴尼亞所提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案」雖有51票贊成，49票反對，達不到2/3多數票，仍再度被否決。不過，既然阿爾巴尼亞案的支持者超過反對者，也預吿了中華民國失去中國代表權的趨勢。

書名：典藏台灣史（七）戰後台灣史
作者：李筱峰、薛化元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