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在台灣《蘋果日報》讀到彭明輝教授的大作《兩岸之間只有一個問題》，大跌眼鏡。這位有相當學養和影響力的學者，對兩岸問題──尤其是中國現狀，瞭解程度居然如此淺薄和荒謬，其論點與國際主流輿論的立場以及中國普通民眾的感受格格不入。彭教授雖然是劍橋畢業的博士，但他的專業是工程技術，遠離社會人文，一旦脫離其專業領域，其議論便有可能違背常識、甚至還不如一名普通大學生高明。
作為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的現狀作出反思和批判，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在地」知識分子的職責與使命所在。但是，犯不着在自我批評的同時，一味美化和羡慕中國。正如美國知識分子可以天天挑美國社會的毛病，但他們從來不會認為北韓是美國效仿的對象。如果這在台灣知識界是一種普遍的認知，讓我不得不深感憂慮。
不要艷羡那艘老鼠紛紛逃離的沉船
彭教授認為，「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只有民生的競賽是真的」。這個論點可靠嗎？如果沒有民主自由，沒有人權保障，民生就是空中樓閣。
希勒拉當年解決民生問題可謂不遺餘力，在當時的歐洲國家中，德國的工人最早實現家家有汽車，還能享受免費的度假療養。但是，在納粹統治之下，今天統治者可以賞賜你一個麵包，明天卻可以將你關進集中營，你願意過這樣的日子嗎？
彭教授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台灣，民主自由對他而言，就像是空氣一樣，不需要特別加以強調。但是，在極權主義的中國，民主自由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有那麼多人因為爭取基本的公民權利而被捕下獄。彭教授卻以民生為唯一指標，漠視民主和民權，與共產黨的觀念不謀而合：「人權就是吃飯權」。
在彭教授筆下，中國在全球一枝獨秀，中國人似乎生活在天堂裡。他認為，中國的文創產業發展比台灣更積極而迅猛，「未來台灣的第一流人才或許將紛紛為大陸所用」。他又認為，「當台灣的電子媒體激情地在操弄統獨與省籍情結，並且在新聞報導上無腦化時，有檢查制度的大陸媒體卻供給民眾遠比台灣更優質而豐富的國際資訊和視野。」這些看法與龍應台此前的言論如出一轍，卻完全與事實不符且有悖基本邏輯。
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國，怎麼可能有生機勃勃的文創產業？被共產黨壟斷的媒體，從事的是愚民洗腦的工作，即便有大量的國際新聞報導，其目的也是煽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比如，伊拉克戰爭時，央視誇耀說，薩達姆政權固若金湯；利比亞內戰時，央視再次為獨裁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 註：台灣譯為格達費）鼓勁。這樣的報導既不「優質」，也不「豐富」，正如中國的網民們所嘲諷的那樣，中國官媒的新聞報導給受眾的印象永遠是：「中國一片光明，西方一片漆黑，中國人民幸福快樂，中國領導人忙忙碌碌」。
彭教授擔心中國的居住環境越來越好，台灣人紛紛移民中國，這是杞人憂天、無稽之談。陰霾籠罩、毒奶粉肆虐的中國，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我從未聽說全世界人民都爭先恐後地移民中國的消息，反倒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了逃離的念頭。
德國《世界報》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為 《中國超級富豪成群向外逃》的署名文章，敘述了中國的富豪們紛紛申請移民的情況。報導稱，2009年至2011年，共有6萬多名來自大陸的超級富豪向加拿大申請移民。2011年，駐香港加拿大領館收到的投資移民申請，占當年全球申請總數的86%，而99%在香港提交的申請是來自大陸富豪。由於人數過於龐大，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凍結這個吸引全球投資移民的項目。《南德意志報》也報導說，雖然習近平標榜「中國夢」，中國富豪的夢想卻是「離開中國」。
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2013年指出，有60%擁有百萬美金資產的中國富豪，申請了美國提供給富有投資者的EB-5移民簽證或有相關考慮。文章以知名企業家、「俏江南」餐廳創始人張蘭為例稱，這名連鎖餐廳董事長兼朝陽區政協委員被發現在根本未設籍北京，而是入籍國外，引發中國民眾的不滿。在中國的網絡上，人們普遍認為，富人離開中國就如同老鼠逃離正在沉沒的船隻。
中國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全球一流人才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相反，中國一流的知識分子，要麼像劉曉波、許志永那樣被關在監獄中；要麼在無奈之下逃離中國，如被中國社科院開除的政治學者張博樹、六四之後曾下獄的憲政學家王天成、被北大解聘的經濟學家夏業良⋯⋯這張名單越來越長。這些流亡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若組建成一個智庫，其水準必定讓中國社科院、北大、清華望塵莫及。
從「與狼共舞」到「飛蛾撲火」
中國究竟有什麼奇蹟呢？中國除了錢以外，什麼也沒有，錢也只是被少數人壟斷，而不是被大眾分享。成就「中國模式」的三大因素是：對數億奴隷勞工的殘酷壓榨、對環境的毀滅性破壞以及對能源的掠奪式開發。正是這些中國學者秦暉定義的「低人權優勢」，吸引台商前去彼岸「與狼共舞」，其結果往往是「飛蛾撲火」。
彭明輝教授對中國之「強」五體投地，卻沒有深入的觀察和分析；而在香港民眾那裡，「強國」是一種對中國極具厭惡與極端排斥的蔑稱。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南京大學演講時，引用當過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論的名言，「強而不暴是美」，委婉規勸咄咄逼人的中共當局。但是，這種規勸會有效果嗎？
中國確實強大起來了。不僅用2000枚導彈對準台灣，而且還要控制整個太平洋。中國2014公佈的軍費開支將達到1480億美元，已經持續10多年的年增長率高於10%。中國目前正在打造一個潛艇艦隊，力求超過美國潛艇艦隊的規模；同時，還準備建成三個航母編隊，發展成亞洲規模最大的海軍力量。
中國不是上門來送禮物的天使，而是窮凶極惡的新興納粹。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批評中國如同納粹德國一樣威脅鄰國，不過，因為菲律賓與香港、台灣之間發生的外交衝突，讓華人世界普遍不願傾聽這一呼聲。
但是，在曾經孕育了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德國，也有類似的看法。
德國前外長菲舍爾（Joschka Fischer，註：台灣譯為 費雪）在《南德意志報》撰文，在一戰爆發一百週年之際，他把目光投往東方：「回憶1914年夏天，特別引發人們對當今東亞局勢的憂慮。幾乎與歷史書雷同，那裡正聚合著當時那場災難的全部因素：該地區軍備升級，擁有核武器。有中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有大國之間的敵對，尚無答案的領土與邊界問題，朝鮮半島衝突，遺留的歷史問題，虛榮心，缺乏合作解決衝突的機制、更別說一體化的機制，一味爭奪權力，彼此充滿不信任。」作者特別指出，中國已經大步流星地走在軍國主義之路上。
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持相似的看法。中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家慕容雪村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撰文指出，共產黨媒體長期煽動的仇日情緒已經在網絡上充分顯現出來。在鐵血論壇、四月網等「愛國」青年聚集的網站，「殺光日本狗」、「滅絶日本人」之類的話語隨處可見。有人甚至會提議發動一場比賽，看誰先殺死一萬個日本人。
慕容雪村舉了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例子說明中國的法西斯化並非空穴來風：2012年，中日在島嶼主權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在中國引發了一系列反日騷亂。西安的事件尤其引人注目，21歲的蔡洋用一把U型鎖砸穿了日系車主李建利的顱骨。在接受採訪時，蔡洋的母親說明了這種狂暴的「愛國」情緒其來何自：「打開電視，大部分電視劇都是關於抗日的。怎麼可能不恨日本人？」
發洩仇恨的對象，不僅僅是近代以來屢次侵略中國的日本，也包括施加頗多恩惠給中國的美國，當然少不了不願意「回歸祖國懷抱」的台灣。中國的那些口口聲聲「剷平台灣」的「愛國」青年，是怎樣煉成的呢？不正是彭教授所心儀的「優質」的媒體和教育的產物嗎？在中國，千千萬萬個摩拳擦掌的蔡洋正在茁壯成長，台灣可以高枕無憂嗎？
台灣知識分子當警醒，並且充當警告眾人「小心火燭」的更夫之角色。反之，倘若知識分子也像見利忘義的商人與政客，如「賣台旺中」的郭、蔡、連、吳諸人那樣，甘做共產黨暴政的同路人和辯護者，那麼，利令智昏必然導致開門揖盜，台灣的民主自由就真的危在旦夕了。
「同文同種」的幻象與奔向自由的願景
在彭教授的大作中，還有一段讓我感到匪夷所思的話，他說：「看著滯美不歸的老一輩讀書人，甘願忍受種族歧視，在異文異種的地方當二等公民，你就知道：發揮個人才華，以及讓後代看得到未來，這往往比政治地位的平等更重要。但是，站在今日的台灣，你看得到下一代的未來嗎？」
言下之意，美國不是「同文同種」的國度，不是好去處；台灣日漸沒落，沒有多大的希望；而在中國這個沒有民主政治的國家，反倒可以讓人盡其才，反倒可以看到下一代激動人心的未來。所以，台灣人趕緊放下「莫須有」的統獨爭議、對中國趨之若鶩吧。
姑且不論統獨之爭是不是「偽命題」，單看「滯留」、「忍受」等詞彙，就可感受到彭教授字裡行間搖曳生姿的「大中華中心主義」迷思。在全球化、地球村的時代背景下，居然還要遵循這種「父母在，不遠遊」的陳舊觀念，讓我不得不嘆息：這究竟是二十一世紀大學教授的言論，還是兩千年前木乃伊的陳腔濫調？
彭教授內心深處的反美和反西方的思維模式，亦在這個段落中暴露無遺。其實，所謂「種族歧視」、「二等公民」，很多時候是自卑者的「自我受虐想像」。他無比迷戀「同文同種」的生活環境，但是，一個人難道只有在「同文同種」的地方才能發揮其才能嗎？如果「同文同種」的地方充滿極權暴政，它還是一個美好的家園嗎？「同文同種」是一個肥皂泡般的幻象。即便在歐美國家，「唐人」騙「唐人」的事情也多半在「唐人街」發生。
彭教授視之為「畏途」的美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只要你足夠聰明、足夠勤奮，你就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愛因斯坦在並非「同文同種」的美國，生活得比曾經的祖國德國要好得多。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布羅茨基，在祖國蘇聯被當作「社會寄生蟲」，押往勞改營勞動改造。到了美國這個異國他鄉，布羅茨基反倒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他毫不掩飾自己對美國的熱愛，其實也是對自由的熱愛：「我個人所喜歡的，就是在這裡我能獨自待着，做我能做的事情。我因此無限感激環境，感激這個國家。這個國家中始終讓我着迷的，就是個人責任精神和個人首創原則。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國人。」他奔向了自由，人生因而大放異彩。
華人在美國的生活，並非彭教授想像的那麼不堪。就華裔傑出人士而言，趙小蘭、朱棣文、駱家輝等人在美國經過個人奮鬥，成為部長、州長和大使，他們難道是「二等公民」嗎？多位華裔的諾貝爾科學方面獎項的得主，他們的學術突破都是在美國自由寬容的學術環境中實現的，難道他們在美國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華嗎？
獲得美國人文領域最高獎項「克魯格獎」的余英時教授，曾對我說，他的關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幾乎全部是在美國的大學中完成的，在美國他並未感到有任何的「不適應」。反之，他對沉淪的中國沒有絲毫的「鄉愁」。一個生命個體，倘若自我的力量足夠強大，根本不必依附於國家、民族之類的「宏大敘事」之上，在天地之間，他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世界人」。
華裔作家哈金也是如此。哈金是美國國會圖書獎得主，是美國最有名的華裔作家。他在一次採訪中說：「我在中國生存了29年，這是我個人存在的一部分。我不能說因為它過去了而跟現在沒有關係。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背着，會背不動的。對你生活有意義的，就一定要繼續。如果很多東西只能帶來副作用、只能產生壓力、令你的生活艱難、痛苦，那你就寧願不要。因為你到另一個地方生存，就是一個過程。這個旅程當中你不能帶上一切。」
哈金對華人群體中濃得化不開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有深切反思：「我在大陸的時候，常說『中國人是最優秀的』，完全是理想化的人格類型，很有宗教色彩。我們把國家當成唯一的信仰，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信仰，國家經常成為我們唯一的、完全的。最後就把國家神話了。」 這段話好像就是對著視「同文同種」為命根子的彭教授說的——比「同文同種」具有更高價值的，是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
毅然選擇離開納粹德國文豪托馬斯．曼有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在我看來，這就是自由人與奴隷的差異。願我們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