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世代／認同台灣／反國民黨，這一聯結是國民黨所恐懼的。

陳總統第二任期的兩顆子彈與弊案纏身，讓台灣認同陷入半停頓狀態。自信滿滿的馬英九接著就任，收押陳水扁後，便鼓吹九二共識，大步推進兩岸關係，外交休兵後的ECFA協議、開放交流與陸客，帶來和諧的氛圍與榮景。馬政府原本設想一舉翻轉台灣認同，無奈自他上任後，台灣認同卻叛逆地展開高速成長，未曾減緩。

馬總統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第一任期內台灣認同比例成長8.5，竟然是陳水扁第二任期1.2的七倍！

對於這個馬政府難以接受的結果，國民黨智庫如此解讀：

⊙陳水扁的正名運動把「中國」扭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傳統的「中華民族」，造成大眾逐漸遠離中國認同、虛增了台灣認同。

⊙陳水扁把偏激的台獨意識強加編入教科書，年輕人不知不覺中產生台灣與中國為兩個國家的假象，於是直覺就不再認同中國。

阿裡薩德（Ali Alizadeh）是一位法國音樂專家。他在1981年進入法國媒體後曾陸續擔任音樂製作、節目策劃、藝術管理、諮詢、電台主持人及培訓新秀音樂人的工作，目前是法國尼斯JazzActions電台的記者，也是法國坎城MIDEM國際唱片展的常客。我國駐外單位中有人認為，這位法國佬開啟了台灣音樂在法國市場上的銷售之路，因而成為幫助台灣音樂輸向法國的貴人。

阿裡薩德在2009年在「法國坎城MIDEM國際唱片展」（Marché International du Disque et de l』Edition Musicale）首度接觸台灣音樂。他2010年就決定訪台，從此深愛台灣，2011年創辦了「台灣音符協會」（Taiwan Note）並與我國駐法國代表處合作，透過巴黎最大的Buda Music唱片公司陸續發行了「台南十鼓擊」、「台灣爵士樂」、「原住民樂曲選集」及「台灣二胡」等4片音樂帶在環球唱片體系上銷售。

當賴和音樂節成為許多彰化青年營造家鄉的藝文活動，我們卻在現場目睹地方首長只為露臉拍照作為個人宣傳的醜陋。

那天，彰化藝術館內響起線西孩子們充滿情感的歌聲，與農村武裝青年合作演出《白海豚之歌》，這場表演源於線西國小幼兒園老師的教育理念，老師在課堂先以《白海豚之歌》講述國光石化與海岸危機，讓孩子們從小認識家鄉，進而關心這片生長的土地，小朋友感動拍下影片並透過老師聯繫，邀請歌曲創作者阿達到學校和孩子們對話，將環境議題、音樂創作及社會參與融入教學課程，這是在教育現場難能可貴的突破，籌備過程也備嘗艱辛。

一

2015年4月20日，習近平前往巴基斯坦進行國事訪問。在這次國事訪問的共同聲明中，雙方確認巴基斯坦是中國「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迄今為止，中國唯一的「all-weath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而對巴基斯坦這個缺乏國際盟友的國家，「中國關係」無疑地是它抗衡印度最大的「戰略資產」。

現在中學的教育模式，雖然有許多人正在努力改變（不見得是改善），但一個最重要的關卡：「選課制」，卻沒被視為優先要項。如果我們還以為選課制專屬於大學（甚至連大學對選課都有一大堆惱人的規定），那麼中學的教學離及格就還非常遙遠。

其實，台灣的課綱在理念上，是有選修這個設計。但是幾乎所有的學校，在實務上為求方便，都大規模壓縮選修的空間，把選修簡化成為高一升高二時選的類組。於是，中學就仍是我們所知道的樣子：學生無法決定自己要上哪些課，無法決定課程的難易與速度。無選課制的教育，是一個鐵殼甲衣，對學生的成長發展有極大的戮害。

與選課制相較，台灣現在的中學教育環境有以下這些壞處。

沒有選課制（即班級制）的諸般壞處

1、學生沒有空間深入發展與探索專長

在沒有選課制情況下，所有人都學（幾乎）相同的一套科目，無法依自己的特質與興趣深入學習某些科目。強迫學生學習自己不擅長或沒有興趣的科目，不但挫折學生的學習意願，對老師和其他同學都是折磨，不利整體教學。

首先，恭喜侯導，獲得第六十八屆坎城影展的最佳導演獎，電影人至高的榮耀。繼2000 年楊德昌導演的《一一》，十五年後台灣侯導再奪此獎，最早有日本導演大島渚《愛的亡靈》、香港王家衛導演《春光乍現》、南韓電影教父林權澤的《醉畫仙》、菲律賓導演曼多薩的《男孩看見血地獄》，這是亞洲國家第六度獲得此獎。

法媒早在試映會後，以多篇深入影評向這位台灣的電影大師致敬。例如：5月22日《解放報》頭版放入三分之二的特寫劇照，標題寫著：「侯孝賢《聶隱娘》，我們的金棕櫚獎。」三頁加上大跨頁，這在法報紙編排上是特例，台灣因一位執著專注於藝術創作的電影人而受到國際注目，台灣國內的媒體在影展期間報導了什麼？

寫完這篇文章後，我毫不懷疑自己會和無數記者一樣，開始擔心究竟多少人會看這篇文章──是幾百還是幾千？抑或數萬？我也必須很努力的告訴自己，如果點閱數只有幾百，不代表人生就是黑白，不代表你「枉而為人」。這，是一場艱難的人性戰爭。

目前台灣記者的價值，有很大一部份建立在點閱數上。公司與老闆要求他們這麼想，市場機制似乎也要他們這麼想，久而久之，這個觀念不是被內化為記者的一部份，就是被很勉強的接受；包括接受一名記者每個月要背多少點閱數quota的公司要求。

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為全球媒體依然找不到理想模式應對網路時代和新科技的產物，也可以視為網路普及之後的自然發展，因為點閱數的重要性已逐漸取代發行量和銷量。因此，「有人看的新聞才有價值」，甚至可能有人認為，有人看的新聞「才是好新聞」。以前曾有報社長官就認為，只要電視台跟進，就是好新聞──不管我們是不是胡爛得太超過。

胎死腹中通常不是醫師的責任、醫療崩壞也不是病家或單一立委的責任。把胎死腹中歸咎醫師、或把醫療崩壞歸咎病家或單一立委，都只是找代罪羔羊洩憤而已。就像告倒醫師救不了死者，譴責病家和立委也救不了醫療。

先講一個故事：有位高齡孕婦在接受超音波產檢時，被告知略有異常。緊張的準媽媽向醫師詢問超音波的狀況，於是醫師花了二十分鐘、仔細閱讀檢查結果、並向準媽媽解釋「這是臍帶、這是⋯⋯，這種狀況有⋯⋯％的胎兒會發生；即使發生，絕大多數仍然會產下健康的嬰兒，只有⋯⋯％會發生⋯⋯；如果這時貿然提早剖腹，反而會有⋯⋯％發生⋯⋯（併發症）。所以，我們通常就是繼續觀察，你回家以後要注意⋯⋯，如果⋯⋯，就趕快來急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