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精神科醫師。曾以「老皮蛋」為筆名，參與「超克藍綠」共筆部落格、與書籍「超克GGY」之寫作。近幾年忙於賺錢養家，近數月兼職「基進側翼」志工。
胎死腹中通常不是醫師的責任、醫療崩壞也不是病家或單一立委的責任。把胎死腹中歸咎醫師、或把醫療崩壞歸咎病家或單一立委，都只是找代罪羔羊洩憤而已。就像告倒醫師救不了死者，譴責病家和立委也救不了醫療。
先講一個故事：有位高齡孕婦在接受超音波產檢時，被告知略有異常。緊張的準媽媽向醫師詢問超音波的狀況，於是醫師花了二十分鐘、仔細閱讀檢查結果、並向準媽媽解釋「這是臍帶、這是⋯⋯，這種狀況有⋯⋯％的胎兒會發生；即使發生，絕大多數仍然會產下健康的嬰兒，只有⋯⋯％會發生⋯⋯；如果這時貿然提早剖腹，反而會有⋯⋯％發生⋯⋯（併發症）。所以，我們通常就是繼續觀察，你回家以後要注意⋯⋯，如果⋯⋯，就趕快來急診。」
雖然媽媽已經很小心了，也依醫囑提前返診、緊急剖腹接生，但不幸沒有救回胎兒。體貼的醫院提供了一個有衛浴的房間，由一位護理師協助父母親替孩子洗第一次澡（很不幸也是最後一次），然後讓父母親和孩子獨處一段時間。兩個小時後，宗教師或心理師社工師前來與父母親長談、談他們的殷殷期待和沉重打擊，並約定下一次會談的時間；此外，也有人協助父母準備小天使的衣裙床單⋯⋯。
日前有黃姓高齡產婦失去胎兒，悲痛之餘向榮總求償，並請立委協助召開記者會、控訴醫師和醫院。不料消息見報後，輿論一面倒地傾向同情醫師的處境，並有許多指責準媽媽和立委的聲音
筆者從醫二十餘年，對醫療人員面臨的困境身有所感，也略懂最基本的產科知識，當然不會妄言產科醫師該為胎死腹中負責。但是，當許多民眾（包括同業先進）嚴辭批評黃女士和立委、指責他們將會使醫療崩壞更嚴重、或是暗示就是這些人（病患、家屬、大嘴巴政治人物）造成台灣的醫療崩壞，筆者卻是相當不忍、也不能苟同這樣的論斷。
先就個案討論
黃女士年近四十才好不容易懷孕，懷孕期間又發現有（或本來就有？）高血壓和糖尿病，在擔心受怕下撐到了三十七周，滿心期待的是健康可愛的寶寶、卻迎來一具冰冷的屍體，而這屍體還滿臉血汙地放在塑膠袋裡⋯⋯。準媽媽當然心痛、當然不捨、當然會想弄清楚是哪裡出了差錯；於是回頭細想事發前的蛛絲馬跡，所有細節都被放大檢視，終於發現了好像哪裡有疑點。（註一）
悲痛的黃女士找朋友訴說心情，但他們無法安撫她巨大的哀傷、只能贊同她的因果推論、表現自己是跟她站在同一邊的。就這樣，準媽媽更認定這就是醫療疏失，榮總拒不認錯（或無錯可認）又更強化了她的憤怒；這憤怒讓媽媽想找有力人士幫忙，而她哀傷的眼淚也感動了立委的心。不幸的是，立委被正義感沖昏頭，既無能安撫母親的情緒、也無能深思醫療實務，只能將同情心行動化（acting-out）。立委誤以為「開記者會」是「對悲痛母親最大的協助」，就像母親誤以為「向醫院討回公道」是「母親能為女兒做的最後一件事」。⋯⋯然後，他們都被嚴厲譴責了。
就算黃女士和姚立委真的做錯了甚麼，那也是情有可原、甚至是值得同情的。不是嗎？
讓我們想像另外一種可能性：如果是像文章開頭的故事，那位有熱情卻（暫時）無理智的立委就沒有登場機會了。又如果，在醫院往生的嬰兒成人老人都被這樣對待，醫療糾紛就會大幅減少，醫師們也不必逃離急重症單位了。
那麼，為什麼榮總不這樣做呢？為什麼台灣的醫院不這麼做呢？
從微觀到巨觀
為什麼台灣的門診病患只能得到時間短促的診療說明？為什麼台灣的住院患者得不到兼顧身心靈的醫療照顧？為什麼醫療人員都已經過勞、患者還是只能得到這樣倉卒的服務？為什麼這些過勞的醫護人員得不到令人滿意的收入？為什麼有許多醫療人員出走、乃致五大皆空？為什麼有些地方的醫師比星星還多、有些地方的醫師比月亮還少？難道只是因為有幾個病患家屬愛亂告狀、有幾個立委愛多管閒事？
台灣醫療崩壞最重要的結構性原因有二：第一是整體資源分配不足，這直接影響醫療給付、醫療品質；第二是營利掛帥和醫院財團化，這與前者交互作用，造成了醫療人員過勞、偏鄉資源匱乏、以及相當程度的資源浪費。至於醫師們常提起的醫療訴訟賠償事件，其實（就個別醫師而言）發生機會不高（十年來全台約一千件、多數也沒有立委開記者會敲邊鼓），醫師敗訴率也低（約14%，以整型手術失敗居多），對醫師的心理傷害超過實質傷害（註二）。
根據2011年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資料：台灣的健康醫療支出（NHE），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6.6%；同年，美國是 17.7%，德國 11.3%，愛爾蘭 8.9%，鄰近的日本是 10.1%，韓國是 7.4%；醫學院畢業生被台灣醫界輕視的波蘭，其健康醫療支出也超過台灣，是GDP的6.9%。至2013年，台灣NHE/GDP一樣是6.6%，但韓國卻增加至7.8%。（註三）
總體支出減少，自然會影響到每個醫療行為的費用。醫界流行的笑話是：同樣的醫療行為，台灣和美國的給付是一樣的～一樣的數字、不同的幣值。也就是說：台灣的醫療給付是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而台灣的國民所得是美國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另外，二十五年來，台灣平均物價上漲約45%，房價更是上漲數倍至數十倍，但醫療處置的給付卻調升不到20%。可想而知：在這種醫療給付下，會有怎麼樣的醫療品質、醫療人員可以花多少時間照顧病患⋯⋯。
如果醫療給付這麼低，那醫院怎麼生存？答案很簡單，就跟台灣其他財團企業一樣～扣死當（cost down），包括降低單位工時工資（所以有低薪過勞的醫護人員擺臉色給病患看）、降低藥物醫材成本（所以會用到非原廠藥、其中有些可能用到工業用原料）⋯⋯。聰明的醫院經營者還會開發自費項目，因為可以有較多收入、又不必怕健保局核刪；這樣一來，醫院賺錢、拆帳醫師賺錢、健保局又不必多花錢，真是皆大歡喜──只除了等不到病床或手術排程的、無力負擔自費醫療的病患。另外，人口密度低、平均收入少、很少居民有能力自費接受醫療的花東地區，當然就不會有財團想去設醫院、也很難吸引要養家活口的醫師去服務了。
改善問題當然要針對問題成因：既然醫療資源投入不足，就需要投入更多，除了增加健保費（大家都不想要），就是以轉移其他支出投入醫療。這些增加的經費，除了用以提高各項醫療給付，也應該用來在資源缺乏地區設立醫院。同時要改善醫療產業的所得分配，讓醫事勞工（而非財團）獲得更多。
如果投入夠多的資源、做更好的分配，或許有一天，醫療院所就像公立學校一樣普遍、也同樣地不以營利為目的，醫療人員不必過勞就可以獲得足夠的收入，病患也可以得到親切友善的協助；這樣一來，醫病關係就會更和諧，醫療糾紛自然減少。
但是，要達到以上目標，所有人民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包括：少幾次煙火秀、沒有世大運、退休軍公教不再有世界第一的所得替代率、金字塔頂端10%必須負擔更高額的稅賦；同時，人民必須付出時間、睜大眼睛盯緊公務開支，拒絕不合理的BOT案、拒絕公共工程浮濫追加預算、拒絕台電採購超貴的煤炭和螺栓。
微觀巨觀攪作堆
承上所述，黃女士和姚立委縱有不是，也是情有可原，更絕非罪大惡極。那為什麼會成為千夫所指、乃至被視為造成醫療崩壞、醫師出走的兇手呢？或許，看似針鋒相對的雙方，卻在內心深處有過同樣的心理歷程。
黃女士面臨喪女之痛，強烈的悲哀憤怒痛徹心扉，而她也很想為女兒做些甚麼。缺乏足夠心理支持的她，既無能辨別女兒的真正死因、也無能究責於難知的弄人造化，只能任由哀傷啃嚙心靈、並在慌亂中找了主治醫師／醫院作為憤怒的對象／代罪羔羊。
類似的，醫療人員們長期忍受低薪過勞的工作條件，要應付無理的少數病患或長官要求、健保局核刪、醫院評鑑規定，時不時還被醫療糾紛（新聞或身邊事件）驚嚇，也早已累積了許多的憤怒。雖然許多醫師會私下抱怨醫院高層、健保局或醫策會，但終究不便公開撕破臉，而且這些組織或結構的面目模糊、不容易成為人類情緒的對象；所以情緒持續累積中。這時有患者對醫師要求天價賠償、又有立委白目敲邊鼓，兩位又都是醫師們不怕得罪的對象，於是他們就成為整個系統問題的代罪羔羊，承受超過其所應得的指責。
究其實，如果真有立法委員應該為醫療崩壞負責，那也是疏於修法建立良好體系的全體立委，而非個別立委。又或者一定要找出幾個個別立委負責，也應該要怪罪那些領薪水不開會的打混立委（註四），而不是白目的多話立委──他反而召喚了更多同情醫界的聲音。而如果真要繼續追究，每一個投票給打混立委的選民、以及投完票就不再關心施政品質的選民，都該為醫療崩壞承擔一部分責任。
註二：List of countries by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PPP) per cap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