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林冠華以身為祭的消息傳來時，我的情緒十分複雜，有哀慟、酸澀、不捨以及強烈的憤怒。他將肉身化為戰鬥能量之舉使社會怒火燎原，有正義之怒，有討回公道之怒，也夾雜個人的昨日之怒。

無名大眾的憤怒一層層疊加，中產階級的正經好人，兢兢業業守法繳稅，但政府體制無能怠惰，社會信任機制崩解，一波又一波的風暴襲來，人民要自煉豬油，以免餿水油之害；要自耕蔬菜，以免農藥之害；要成立自學團體，以免學童受體制教育之害。社會波盪不平，保全個人生活成為奢侈、艱難之事。

反課綱學生林致宇表示：「慰安婦一定是被迫的嗎？就像性工作者，有可能為了經濟等因素而下海，『你（課綱微調召集人－王曉波）把性工作者看得非常卑賤！』」，對此論調讓我無法接受，當代的慰安婦多半不是被強行擄去淪為性奴，不然就是遭到誘騙而上當，即使真有如林所說是「自願」的，也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宰制下的結果，當中權力的極度不對等與環境因素，並不可以輕易忽視甚或無視。且慰安婦制度本身就是奴隸制度，縱使是自願為奴也並不是種自主選擇，而是對人權的侵害。

電影《哈利波特》中，鄧不利多懷著複雜心緒對石內卜說「Please…」，然後在石內卜掙扎著施出的索命咒中緩緩殞落，在我回憶現身的，不僅僅是鄧不利多桌上那杯他未能喝完的茶，也是反課綱微調學生林冠華被鋼鐵反縛在地的雙手。

「混血王子」石內卜是麻瓜與巫師的混血，哈利波特和佛地魔也都是。我們的血緣混種、文化混種、認同混種，就連宗教與意識形態其實也是混血，純種本來就不存在，試問純種的定義是什麼？從何時開始計算？又由誰來決定呢？

在先前針對太陽花運動參與成員的調查樣本裡，佔一半以上（56%）的學生族群中，有超過7成是大學生。而自五月以來的反課綱微調運動，又是以年齡層更低的高中生為主體。這群大約出生於1990年代初之後的學生們，也就是Marc Prensky所謂的「數位原民」。

數位原民差不多在開始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就已經生活在電腦與網際網路之中。而像我這種在青少年時期後半段，或甚至成年後才接觸到電腦與網際網路的人，Prensky則稱作是「數位移民」。不同於數位原民，如我這般的移民者是成長在書本、電視這類中央化、單向的傳播媒介之中。

這波抗議高中課綱修改的浪潮儘管些許濫情，然而社會大多數人對於這群高中生的輿論卻在於說他們寫錯了什麼字或者論述空泛（菁英的凝視）、道他們魯莽闖進教育部或者冒犯師長（父權結構的質疑）等等，但，此刻何曾不是一個重新思考教育體制的時機？民粹之後，是否也該正視那些在這社會觀下的扭曲與耗損的青年靈魂？以及這個「王道」體制下到底造就了哪些人，而那些人正只顧富裕自己卻逐漸吸乾下一代的生活沃土？

曾幾何時大家都有過的徬徨青春，如今卻讓這套體制所鞏固的階級給蒙蔽了。

如今回首我這一路來的受教歷程，竟也感概靈魂某處早已被踐踏的無聲無息，教育制度賦予人追求某些勝利與成就卻染得一種緊張特質，這種特質更曾指引著我謹慎的往那些特定目標直跑，課堂外的世界並不需要我多費心關注，這讓我想起國高中那段難以抹滅的記憶，許多時候更從中看見這個病態社會的片段顯影。

我國中念了一所私校升學班，在勵精圖治的校長帶領下學校打著醫科搖籃作為招生，在學校裡我也結識了不少有才華、聰明的同學們。那時候課程對我而言得心應手，所以在這體制中我一直有著不錯的名次位置，但在國三那年考差了基測而上不了第一志願台中一中時，曾經幾位和我一起念書考試的朋友卻跑來笑我，那時候我第一次體會到原來友情這麼廉價，後來我的分數勉強上了彰中，我的國文老師卻對我說：「原來你吊車尾上彰中阿。」

光大三村約十戶台灣人家庭，其中許伯宏歐利桑年長我老爸八歲，也在台中水湳機場任職，三個兒子天資聰穎，陸續考上醫學院，都成為名醫。
 
二次大戰期間，歐利桑曾到日本研習機械多年，戰後返台，1947年進入第三飛機製造廠工作。老爸原本和歐利桑不熟，每天上班在大雅路口等運輸車時，彼此會打個招呼，互看二十多年。另外則是從其他人口中，略知歐利桑曾到日本，專長車床，兩人倒沒機會深談。
 
老爸有幾次請半天假，出機場大門在水湳路等公車時，曾巧遇歐利桑也請假回眷村。兩人心照不宣，話也不多，下車後又各忙各的，並無特別交集。
 
直到1991年眷村全拆了，老爸開始懷念一些老鄰居，偶而也喜歡到莒光新城走走，期待碰到人敘舊。就是在這樣情況下，某年重陽節敬老餐會，老爸和許伯宏歐利桑意外同桌，感到非常親切，相談甚歡，重新建立情誼。
 
歐利桑有二女三男，台中一中畢業的兒子許權傑、許權振、許權霖，後來都當醫生，家境轉好，多年前即搬離克難巷，在市區買寬敞新房子。光大新村拆除後，他在莒光新城也分配一戶，房屋一直保留著，夫婦心血來潮來住一晚，白天找老鄰居聊天或在家泡茶。
 

2015年7月22日，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的國會議員會館，以〈台灣主體性的確立之道〉（台湾の主体性を確立する道）為題發表講演。作為各方矚目的政治事件，這次演講自然引發眾多議論。但人們卻似乎因此忽略，李登輝的日本演講，其實也是重大的文化事件。它是首度由一位有國際知名度的台灣政治人物，在國外的公開場合，向亞洲人民嚴肅提出「中華霸權主義的復歸」的政治命題。李登輝的日本演講，不僅是迄今台灣政治人物對中國的天朝主義政治所做出的最嚴厲批評，同時，也實際否定了各種以重建「中國中心的天下帝國」為志向的天朝主義論述。它潛在的文化意義，還有待我們去認識和考察。

反黑箱課綱運動領袖之一的林冠華同學在昨天，他二十歲生日的早上自殺過世，消息傳出以後，參與運動的同學們群情激憤，紛紛聚集到教育部，要求教育部長吳思華撤回黑箱課綱，並下台負責。抗議群眾一度衝向立法院，至今仍有數百人守在教育部，要等吳思華前來面對。

昨天林同學過世以後，教育部官員前往探視，出來第一句話講什麼？竟然是借用家屬的話，說林同學素有憂鬱疾患，他的自殺與反黑箱課綱無關。是這樣嗎？林同學參與反黑箱課綱兩個月，期間表現出來的體力、腦力、專注度與決斷力，像是受到情緒障礙綁縛的人嗎？

林同學為什麼在二十歲當天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動作只是被情緒困擾逼到懸崖的結果，還是希望告訴外界什麼？

吳思華，還有背後的馬英九，似乎至今不能了解林同學想要表達什麼，也無法同理其他義憤填膺的反黑箱課綱同學們，為什麼兩個月來，一波接一波，一直升高抗爭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