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陽花到反課綱，數位原民們正在改變我們

在先前針對太陽花運動參與成員的調查樣本裡，佔一半以上（56%）的學生族群中，有超過7成是大學生。而自五月以來的反課綱微調運動，又是以年齡層更低的高中生為主體。這群大約出生於1990年代初之後的學生們，也就是Marc Prensky所謂的「數位原民」。

數位原民差不多在開始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就已經生活在電腦與網際網路之中。而像我這種在青少年時期後半段，或甚至成年後才接觸到電腦與網際網路的人，Prensky則稱作是「數位移民」。不同於數位原民，如我這般的移民者是成長在書本、電視這類中央化、單向的傳播媒介之中。

我們小時候沒有PTT（因此可能真的就只是「鄉」下的村「民」）、沒有Google大神，更沒有像臉書、Line這類可以快速傳遞、交換資訊的社群媒介。正是這樣成長環境的差異，讓這群學生在所謂的大人們眼中看起來不太一樣。

第一個最大的差異是，數位原民成長在有著各種資訊來源的環境中。而且他們也善於傳遞、分享甚至「再製」這些資訊。

對於老一輩的大人們來說，不管是資訊來源、還是資訊內容，都應該是單一且穩定的。你在報紙上讀到的消息，通常會跟晚間新聞播報的差不了太多。而與我差不多時期長大的人，通常也不會讀超過一種版本的教科書。不管是歷史還是地理，都是同一套樣板產製出來的「事實」。而且，我們也多半從來沒有表達過異議。

數位原民們不一樣。不僅是因為教育政策的改變。更重要的是數位原民們很自然地會在網際網路上探索新事物。而網際網路的本質便是去中心化的。透過Google大神的幫助，數位原民們可以挖掘出更多版本的事實。同時，透過各種社群媒介，數位原民們不僅探索新事物，也更懂得如何傳遞、分享這一切。

如此一來，這樣的差異所意味的不僅是數位原民與數位移民們對於「資訊內容」認知的差異，更導致了「中央化」與「去中央化」資訊傳散形式的對立。換言之，「課綱微調」這一事件之所以遭受數位原民們如此激烈的反彈，不僅在於其可能有的「黑箱」爭議及內容問題。更在於，當政府無視於各種質疑與反對的聲音，一意孤行地強推課綱，這一舉動背後所顯現的「中央化」資訊傳散的蠻橫。

老一輩的移民者沒有看清楚的第二個差異在於，數位原民們不再是過去那種同質、沉默的學生群體。不僅成長於更加強調「個體」的年代，數位原民也習慣於擁有可以發聲、展現自我的媒介。因此，「這群」學生不再是過去聽著台上廣播，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盲」群。而是由一個一個獨立的個體自發地聚集起來的網絡群體。

對於數位原民們來說，他們早已不是「有耳無嘴」的小孩。網路與社群媒介提供的互動可能性不只是一種消遣，更讓數位原民們習於發聲與行動。因此，每每當老一輩的大人們又將自己看作只是「單純」、「無知」的學生時，這只會讓數位原民們更想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更厭惡「大人們」自以為是的、那種近乎家父長威權式的口吻與眼光。

最後，一個更細微但也同樣重要的差異在於，對於數位原民們來說，有時候某種情感與價值遠比理性計算利益得失來得重要。

在數位原民出現以前的世代，如我一般，我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要我們學會理性思考與判斷。這大概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科學」教育的根本。相對於理性，各種情緒、情感性的思考與表達，往往會被認為是比較不被讚揚的。當然，這樣的教育原則在如今大體上並沒有改變。但數位原民成長的環境改變了。

我剛剛說，數位原民成長於更加「個體」的年代。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因為數位原民同時也是更渴望「群體」的一個世代。這看起來矛盾的論點其實並不矛盾。因為，成長於更加個體化年代的數位原民們，同時也是「被迫」要獨自成長。從核心家庭化到少子化，數位原民們缺乏過去老一輩人從小有的群體連帶，因此也就更渴望於向外尋求這樣的情感。在各種網路社群中所體驗到的集體亢奮（不管是與鄉民們一同歡慶中華隊打敗南韓，還是在臉書上感染到對於黑箱政府的不滿）都是數位原民們凝聚的核心。

因此，大人們才無法理解，這群學生們怎麼會如此（在其看來）失去理性的激昂著情緒。無法理解這些如此「不划算」、效益低的抗爭運動，為何會有如此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功課、前程的學生們參加。因為，數位原民們不一樣。在某些時刻，群體的情感與價值遠遠勝過個人的利益計算。

這樣的數位原民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社會。從太陽化到反課綱運動，數位原民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展現力量與韌性。雖然還沒有人可以知道，這樣的改變會帶來些什麼。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倘若我們始終看不清這些差異，這些運動只會一再且更加激烈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