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柄谷行人閱讀李登輝的日本演講

2015年7月22日，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的國會議員會館，以〈台灣主體性的確立之道〉（台湾の主体性を確立する道）為題發表講演。作為各方矚目的政治事件，這次演講自然引發眾多議論。但人們卻似乎因此忽略，李登輝的日本演講，其實也是重大的文化事件。它是首度由一位有國際知名度的台灣政治人物，在國外的公開場合，向亞洲人民嚴肅提出「中華霸權主義的復歸」的政治命題。李登輝的日本演講，不僅是迄今台灣政治人物對中國的天朝主義政治所做出的最嚴厲批評，同時，也實際否定了各種以重建「中國中心的天下帝國」為志向的天朝主義論述。它潛在的文化意義，還有待我們去認識和考察。

這篇演講，首先將中國歷史總結為夏、商、周，以至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在這個被尊稱為「中國法統」的華夏帝國體制下，「5000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不論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還是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具有現代國家的外貌，但在「國體」的性質上，卻依然是帝國體制與「帝國史觀」的接續和延長。總結地說，中國的共產革命，其最終的結果不是讓亞洲其他國家擺脫中國的帝國宰制，也不是讓中國擺脫德國社會學者韋伯說的「亞洲式發展停滯」，「而是一種中國傳統覇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在這種態勢下，當代通行的所謂「亞洲價值」（Asian Value）論述，其確實的內容和作用，就凝聚在古典帝國體制下王權統治汲汲追求的「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與現代的民主改革和國際和平毫無關聯。

從李登輝這部分的演講內容，敏銳的聽眾都不難推演出明確的結論：「一個中國」的政治主張，真正的意涵是「華夏帝國」的再生和輪迴。關於「亞洲價值」的文化特殊主義話語，也無非是以新面具遮蓋的「托古改制論」，一旦撥開看似新穎的面具，除了「回歸王權帝國」的統治欲，就別無奧秘可言。李登輝日本演講在文化上激越與徹底的性格，只要從一個設問來思量，就即刻明白呈現：這樣的「反帝國」立論，有可能出現在目前台灣教育部制定的歷史課綱嗎？

不過，李登輝日本演講中表述的「華夏帝國論」，如果考量晚近人們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和見解，卻可能也存在著若干明顯的瑕疵，需要台灣的知識份子與文化社群一起商榷，以新的思考方法和架構來予以修正和活化。儘管其中涉及的問題龐大而複雜，這裡還是嘗試參考日本評論家柄谷行人《帝國的構造》一書的相關論點，權且提出粗略的看法，期盼藉此拋磚引玉。

首先，演講引述了韋伯對中國王權帝國的研究來論證「亞洲型停滯論」；這點，如果對照晚近通行的中國史論述，大概會被強烈反駁；而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更不會放過其中隱含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和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默認。然而，站在天朝主義批判的立場來看，更根本的問題，恐怕在於這樣的評論姿態無意中複製和肯定了中國的「帝國史觀」。這是因為：「亞洲型停滯論」的歷史圖像，與中國「帝國史學」中對「五千年大一統天下帝國」的政治想像，不僅會相互交疊，更隱約形成一體兩面、相互補充的態勢。「歷史綿延不絕的天下帝國」的意識形態幻象，顛倒來看，就是「亞洲型停滯論」；反之亦然。

其次，繼續前面的話題，還另有必須深入的問題：如同柄谷行人所強調的，中國「帝國史觀」上條列的秦漢帝國、隋唐帝國，和元帝國、清帝國等，究其實質，乃是異質性的歷史存在，但現代的天朝學人在構築中國史時，卻依然沿襲古往的「帝國史觀」習癖，閉鎖在中國史的內部，切離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交往與關聯，以「方法的中國」為名，來編織一體化的「線性敘事」，將異質性的帝國統治更替夷平為同質性的「王權帝國」的前後相續。不用說，在這樣的歷史編纂技術下，諸多礙眼的歷史變異就必須被障蔽。隋唐帝國一方面保持「游牧民族的互酬原理」，另方面建立農業官僚帝國的歷史觀點，需要小心地邊緣化。游牧民族建立的元帝國與清帝國，與漢人統治構成的「儒教王權帝國」典範，在帝國統治構造上存在著真實的差別。但同樣地，這也必須在歷史敘事中加以掩飾和修剪。美國的「新清史」學派，只是因為提出了「清帝國抵制漢化」、「清帝國代表了內亞和東亞相結合的新統治體系」等論點，就隨即被天朝學人編派為「西方陰謀」。而說起緣由，不過就是因為這些觀點會使人質疑儒教「天下帝國」的歷史連續性和形而上的至尊主權。

第三，進一步說，在漢字文化圈中，人們所熟悉的「法統化」的「歷史」觀念，是如何緣起的？這個「帝國史學」的歷史起源在哪裡？一個明顯的線索，來自於司馬遷和他寫作的《史記》。如同柄谷行人所觀察到的，司馬遷的歷史書寫，乃是以漢帝國的儒教「天命神學」為框架而發展出來的歷史編纂學。但柄谷行人卻沒有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由司馬遷開創的「帝國史學」傳統，不是對中國歷史的「客觀描述」，毋寧說，其本身就是建構華夏帝國的「認識論裝置」。對這種以「天下」為歷史書寫的地政學前提，以鑑別統治者的作為是否合乎「帝國的原理」為規範的歷史書寫，嚴格說並不存在「中國史」這樣的東西，因為按照這種「帝國史學」的自我理解，帝國史學家寫的就是「世界史」，而這種「世界史」所詮釋的「帝國的原理」，就是事實上的「世界憲法」。眾所周知，這種「帝國史」的書寫傳統一向以自己相對於統治者的獨立性而自豪，但從整體的運作機能來說，這種「帝國史編纂學」表現出來的自主性越高、越絕對，其對維繫帝國意識形態的作用往往就越強。可以說，按照「帝國史學」的自我理解，在「天下帝國」的「政教合一國體」下，「歷史」就是「憲法」，而帝國史學家所扮演的角色，幾乎等同於西方現代民主政體下的「憲法法院」。這也是為何，在中國的帝國本部與周邊的漢字文化圈，所謂的「歷史問題」，從本源上說就是「帝國憲政的問題」——或者，與華夏帝國的關係的「憲政問題」。

這些，就是中國的「帝國史學」之所以必須預設著「天下帝國的歷史同一性」（同義反覆）的基本理由。不過，依據這種「帝國的理由」而將中國史表現為同一帝國形態下王朝相續的歷史，就造成人們無法看到「帝國形態」的問題，反而無形中陷入「帝國拜物教」的奇妙狀態。認真地說，「帝國史學」是個矛盾的事物，因為作為意識形態的「華夏天下帝國」是沒有「歷史」的，是始終先於「歷史」或超越「歷史」的神秘本體。這也就使得人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帝國，在國家構造與治理技術上存在著明確的差別，模糊了它們各自獨特的「帝國危機傾向」，進而讓人更無法明暸這些相異的帝國構造如何引發了不同的「反帝國」趨勢。總之，淹沒了中國歷史深刻的斷裂和不連續性。缺乏對這些歷史脈絡的理解，人們就無法意識到，在中國傳統「帝國史學」中被當成是「黑暗時代」的列國共存時期，是如何構成了中國歷史不可輕忽的歷史時刻。

如果採取量化的數據來說明，依據某些中國學者自己的計算，即便以「能對前個王朝的疆域進行統治，且能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的寬泛標準來衡量，中國歷史可被認為處於一體化帝國統治的年代，頂多約九百五十年。「永恆的帝國」的觀念，本身必然要預設著永恆的帝國歷史書寫。而這種帝國性的歷史書寫，不但是「帝國秩序」的象徵化機制，也更是培育「帝國心性」的主要載體。

從某個角度，我們可以說，不是帝國產生了帝國史學，而是帝國史學生成了「虛構的帝國」，而最後衍化出一個虛構與真實再也無法輕易區別的「帝國的世界」。一個空氣蛹，確實是可以變成一個世界。帝國史學家相信，如果改寫了過去，現在就勢必會改變；但帝國之外的人們知道，除非誠實地凝望過去，像改寫過去一般熱烈地改寫未來，就別無其他的路可走。

（僅以此文，誠摯地悼念林冠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