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那個二十歲月

這波抗議高中課綱修改的浪潮儘管些許濫情，然而社會大多數人對於這群高中生的輿論卻在於說他們寫錯了什麼字或者論述空泛（菁英的凝視）、道他們魯莽闖進教育部或者冒犯師長（父權結構的質疑）等等，但，此刻何曾不是一個重新思考教育體制的時機？民粹之後，是否也該正視那些在這社會觀下的扭曲與耗損的青年靈魂？以及這個「王道」體制下到底造就了哪些人，而那些人正只顧富裕自己卻逐漸吸乾下一代的生活沃土？

曾幾何時大家都有過的徬徨青春，如今卻讓這套體制所鞏固的階級給蒙蔽了。

如今回首我這一路來的受教歷程，竟也感概靈魂某處早已被踐踏的無聲無息，教育制度賦予人追求某些勝利與成就卻染得一種緊張特質，這種特質更曾指引著我謹慎的往那些特定目標直跑，課堂外的世界並不需要我多費心關注，這讓我想起國高中那段難以抹滅的記憶，許多時候更從中看見這個病態社會的片段顯影。

我國中念了一所私校升學班，在勵精圖治的校長帶領下學校打著醫科搖籃作為招生，在學校裡我也結識了不少有才華、聰明的同學們。那時候課程對我而言得心應手，所以在這體制中我一直有著不錯的名次位置，但在國三那年考差了基測而上不了第一志願台中一中時，曾經幾位和我一起念書考試的朋友卻跑來笑我，那時候我第一次體會到原來友情這麼廉價，後來我的分數勉強上了彰中，我的國文老師卻對我說：「原來你吊車尾上彰中阿。」

那是段無比黑暗的回憶，我一點都無法理解這種群體菁英的結構為什麼會生產出這些讓人挫折的對話，那時候我才十六歲。

後來念了彰化高中，自由學風之下（其實也就是放牛吃草）我卻有了相當充裕的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看自己喜歡看的書、講座、與音樂，那時候的思想好像被開了另一扇窗，我在高二那年很認真的思考如果這世上沒有考試制度的話，我現在能做什麼：那個年紀我開始覺得恐懼，恐懼如果剝除我擅長的考試能力後，我能夠以什麼樣的姿態生存？但那個年紀我卻開始夢想，夢想著如果有那麼一天我能離開教室到了遙遠的俄羅斯旅行（那時候風靡拉赫曼尼諾夫的音樂）、騎著單車到西藏拉薩壯遊（也就看了那本轉山）、站在廣場上號召高中生為理想自由而罷課（多半受王丹演講影響），我夢想著離開教室後的嶄新人生，各種生命故事的展開與可能。

如今回想，那時候真是一個可憐到可愛的高中生。

從反黑箱課綱運動思考台灣教育制度下的高中生問題，不僅看到了制度摧殘下的年幼靈魂各個這樣空泛，更看到成就於這制度的在上位者這樣苛薄且卑劣的姿態。

教育制度一路以來淘汰了那些不適合國家機器的人，而挑選了往後可能會握有最多決策影響力的溫柔奴民們。

前幾周我在高雄遇見了五位正單車環島的同學，他們剛從台中一中高三畢業，碰面的那天正也是大學指考成績放榜日，我問其中兩位他們大學想念什麼系，這兩位同學皆異口同聲說「醫學系」，我再問「醫學領域是你們自己真的感興趣？還是家人期待？」其中一位說「因為當醫生能賺比較多錢」另一位則說「其實我最想要做的事是從政，但我想先當醫生⋯⋯因為當醫生能先賺比較多錢後，再來選舉。」

這個戰後以經濟掛帥而高速起飛的島嶼，如今正面臨單一生活想像的瓶頸。

我們是否也該藉由這群二十以前的青年起義來反思自己、批判既有、想像未來？

「你高中時在想什麼？而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的學校教育與現實社會之間出了什麼問題？而是什麼原因讓那麼多受教育中的年輕人感到匱乏？」

「我們想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生活？我們該怎麼避免下一代別再重蹈覆轍這一代的革命？」

能不能讓革命發生的有意義，並不是媒體炒得多久、誰選上了總統、或是運動最後成名了誰，而是你我心中有沒有因此種下一顆反省的幼苗，進而灌溉茁壯。

以這篇文章，悼念那個逝世的二十歲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