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16日）拜讀陳陸輝老師與牛銘實老師連名投書《聯合報》的分析大作〈鐵桿台獨年輕化 7成信美軍助台〉，筆者曾受教於陸輝老師，有感陳老師與牛老師純粹針對資料所做的描述性分析遭部分有心人士引用，進而做出與資料不甚相符的推論，筆者深感焦慮，故為此文。希望在陳、牛兩位老師的基礎描述性分析之上，進一步深入檢視這份資料所呈現的結果。

這份資料是美國杜克大學牛銘實老師與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年合作執行的「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訪問案，既然陳、牛兩位老師以2015年的資料為描述主軸，筆者自然也需要以此為基底，來與前述報導做對話。（此份資料由杜克大學亞洲安全研究中心釋出）

就筆者瞭解，眼前日本政府對民進黨新政府充滿期待。面對日本的滿心樂觀，台灣要怎樣接招呢？

目前日本外務省排定對台外交第一要務，就是解除日本五縣（福島、栃木、茨城、千葉、群馬）食品的輸台禁令。日本方面認為，民進黨較為親日，加上民進黨掌握國會過半的席次，在行政立法兩權在握的情況下，日本五縣食品被禁入台的外交僵局將可打開。

一九六六年，好萊塢大導演雅瑟潘（Arthur Penn）根據史實，拍攝了震撼影壇的名作《我倆沒有明天》（Clyde and Bonnie）。這部描述美國三〇年代鴛鴦大盜克萊德巴洛（Clyde Barrow）和邦妮派克（Bonnie Parker）劫匪事蹟的黑色巨作，將大蕭條年代的銀行大盜，如何在現實生活的不滿不順遂中，逐漸提高他們的犯罪「業績」，到最後命喪亂槍的犯罪生涯，以後世稱之為「暴力美學」的手法，留芳影壇。片中的鴛鴦大盜，不管是克萊德或邦妮，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都有難以面對的挫折困境。面對這樣的挫折困境，鴛鴦大盜選擇的自我救贖，就是不斷升高級次的銀行搶案。到最後，不管是盜匪集團的哪一方，都面臨不斷加強的外在規制，終究是死於亂槍之下的命運。當年的片商順應片中描述那種亡命之徒沒有明天，沒有未來，沒有任何顧忌因而逐步走向狂亂，走向毀滅的命運，將片名巧譯為《我倆沒有明天》。

那名自稱來自甘肅貧困地區、當場背誦習近平講話的男學生，對我講述的我在流亡國外前，被中國國保騷擾家人、甚至遭受毆打至昏迷等遭遇表示同情，又表示尊重我的言論自由。但我反問説：我不是需要同情，而是希望年輕朋友們思考，一個作家僅僅批評幾句領導人，就差點被酷刑致死，這樣的國家正常嗎？世界上唯一一位被關押在監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誰？是劉曉波。你們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跡嗎？（我在台北教育大學演講的時候，有一名陸生承認，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劉曉波的名字，也不知道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罪名，不過是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以及發表了一些批評中國時政的文章。你們去看看《零八憲章》，它跟法國《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宣言》中的內容，究竟有多大差別？這就是因言獲罪。如果你們認為國家元首的面子比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更加重要，那麽，我和劉曉波的命運也隨時可能降臨在你們身上。

傍晚走在金華路上，一棟正在拆除的建築爬滿怪手。建築物的體積相當巨大，前方拆到只剩低樓層，後方拆除進度較慢，仍在高樓層部分。前低後高的廢墟恰似怪手們的伸展台，伸著手臂展現各自的姿態，引人側目。我從未見過這麼多怪手像汽車展售中心一般，在同一棟建築上層層排列，而逆光所造成的剪奇異影效果，彷彿下一秒怪手們就會動起來，一起揮舞巨大的手臂開派對狂歡。我心頭一震，停下了腳步：「啊！是中國城！」

中國城，是許多台南人的共同記憶。我這外地人到台南沒幾天，便由學長姐帶著前去觀光，先從中正路開始逛起，再到今日精品街，接著是中國城逛一圈後，在地下美食街解決晚餐。初到台南的那一兩年，「逛街」的定義，大概就是上述那樣的流程，買衣服、包包、飾品、鞋子、看電影、用餐⋯⋯，多個願望一次滿足。與成大男生聯誼後若早點回到市區，有時也會到中國城一帶續攤亂逛、吃東西。入口的雙龍雕飾、潔白的磁磚、明亮的燈光，那是幾乎被遺忘的美好記憶。

經濟和轉型正義是蔡英文上任後的兩大任務。由於經濟不會在一夜間變好，至少要耕耘一兩年，因此轉型正義很可能是蔡政府在蜜月期內交出成績面對人民的唯一選項。轉型正義的呼聲強，但阻力更強；信不信由你，這阻力不但來自國民黨，也來自一般民眾。

罪犯當然會高喊自己沒作案同時湮滅證據，所以國民黨阻擋轉型正義是很正常的。重點是，許多人在聽了國民黨「轉型正義有針對性」、「是政治追殺」、「過去作為都有歷史背景」等謬論之後，竟也產生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般的「同理心」，認為轉型正義如同張善政說的「無法製造GDP」，追究數十年前的往事，徒然增加社會分裂。

常對朋友開玩笑，轉型正義在我的心中萌芽來自於兩個重要時刻。首先是小學老師每次提到蔣公豐功偉業時，多數人應該都會想像蔣公看小魚逆流而上的英勇，但不知為什麼，我老是一直想像蔣公大便和烙賽的畫面。另一個則是得知籃球偶像魔術強森感染HIV病毒。

首先，需要釐清「陸生」這個概念，「陸生」是對那些到台灣讀書的中國學生約定俗成的稱呼，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中生」。我在這裡所説的「陸生」，還包括部分在台灣的大學和學術機構的中國訪問學者。

我自從2012年逃離中國、流亡美國之後，每年都到台灣訪問數月，也應邀到台灣各大學、公民團體、獨立書店、教會演講和座談。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陸生，不同背景和立場的陸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陸生成為我的摯友，有的陸生成為我的論敵。有的陸生永遠生活在一個封閉的陸生圈子內，以「強國人」或「趙家人」自居，對「破破爛爛」的台灣不屑一顧，誰要説「台灣不是中國」，立即面目猙獰、口吐白沫；有的陸生則通過對台灣社會的觀察和思考，由民族主義者轉變成民主主義者，不僅認同台灣人民習以為常的民主自由價值，也從「住民自決」的意義上理解、同情和支持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願；還有少數陸生，返回中國之後積極傳播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能量」，參與中國本土的人權活動，甚至因此成為被秘密警察騷擾的對象。

蔡英文將於520就職新任中華民國總統，中國要求蔡英文承認根本不存在的「九二共識」壓力不斷。就事實而言，1992年，兩岸在香港進行會談的歷史事實存在，但的確沒有所謂的「九二共識」；而且，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也痛批中共缺乏誠意，以「一個中國原則」政治勒索，導致會談功虧一簣。此外，國民黨政府在1995年代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96年就明確反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只不過，為了統戰台灣，「九二共識」又莫名其妙就成為國共兩黨框住台灣政治的名詞。

事實上，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方針不斷在改變，各種對台統戰策略花招百出，對台灣的文攻武赫也隨著時間而改變內容與武力犯台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