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那名自稱來自甘肅貧困地區、當場背誦習近平講話的男學生，對我講述的我在流亡國外前，被中國國保騷擾家人、甚至遭受毆打至昏迷等遭遇表示同情，又表示尊重我的言論自由。但我反問説：我不是需要同情，而是希望年輕朋友們思考，一個作家僅僅批評幾句領導人，就差點被酷刑致死，這樣的國家正常嗎？世界上唯一一位被關押在監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誰？是劉曉波。你們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跡嗎？（我在台北教育大學演講的時候，有一名陸生承認，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劉曉波的名字，也不知道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罪名，不過是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以及發表了一些批評中國時政的文章。你們去看看《零八憲章》，它跟法國《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宣言》中的內容，究竟有多大差別？這就是因言獲罪。如果你們認為國家元首的面子比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更加重要，那麽，我和劉曉波的命運也隨時可能降臨在你們身上。
當我講到這裡，目光所及，發現那名同學的臉色也變得嚴峻起來。
有趣的是，演講結束之後，我發現這群陸生聚在教室的一個角落開會商議，相信他們正在檢討這場「攻防」的得失。有人大概要負責寫交給上級的報告，並以此獲得獎賞。無論如何，我仍然祝福這群年輕的陸生，今天晚上至少他們聽到了平生中從未聽過的一些異端的觀點，讓他們原有的「天然統」的觀念受到猛烈衝擊。他們會慢慢知道，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原來是可以加以質疑和反對的。我也相信，如果我的某一句話語如同一粒小小的種籽進入他們心中，假以時日，必定會開花結果。
如果説陸生捍衛中國的「榮譽」和「尊嚴」的言行，大抵是出於幼稚和矇昧；那麽，某些訪問學者在台灣宣揚黨媒上的觀點，就很可能是「職業」使然。既然有「職業學生」，當然更有「職業學者」。
我可以分享跟兩名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交鋒的經驗。
有一名自稱是台師大訪問學者的人，先後參加了我跟陳芳明教授在閱樂書店對談以及我在中研院近史所演講，每次問答環節，他都搶先發言並提出一模一樣的問題。其實，前一次他的提問，我已經耐心解答了，他知曉了答案，第二次根本不必再提同樣的問題。所以，他與其説是提問，不如説是要爲我的演講「消毒」。
這位訪問學者的問題是：政治人物有多面性，是複雜的個體，不能全盤否定，全盤否定就是偏激之論。既然你説中國的決策不透明，那麽你的書中的資料從哪里呢？是不是你的臆想？你的書只能當小說看，不是嚴禁的學術著作。
我的回答是：首先，中國官方媒體已經有滿坑滿谷的對習近平吹捧了，有我一個全面否定他的聲音來平衡有什麽不好呢？知識分子就是雞蛋裡挑骨頭的人，我不僅批判中國的專制者，我也批評美國和台灣的問題。其次，我書中的素材，都取自中國官方的報道、西方和港台媒體的報道，我沒有特殊的渠道能夠取得秘密材料，我只是將這些材料進行蒐集、整理、比較和分析。第三，我寫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的書，不是學術論文，也不是小說，而是政治評論，不同的著述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如果你想看我的學術文章，建議可以看看研究近代知識分子心靈史的《彷徨英雄路》。
在中山大學亞太及中國研究所，也有一名自稱來自福建華僑大學的訪問學者，非常激動地提了一連串的問題：罵國家領導人是一種好的推動中國進步的方式嗎？不要以為西方民主制度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美國現在還不是問題一大堆；反之，中國的民主集中制運作更好。一九八九年你在哪裡？從後來的情形來看，如果那些學生領袖奪權了，中國一定天下大亂。他們都跑到西方去了，他們中有哪一個坐過牢？中國不是沒有言論自由，我的朋友罵共產黨罵了二十年，還不是安全無虞？
讓我震驚的不是這位學者的提問有多麽尖銳，而是一個人到中年的大學教授的思想水準如此低下，連西方民主國家的中學生的水平都比不上。這樣的人當教授，又能教出什麽樣的學生來呢？我不禁爲中國的大學生感到憂慮。這位學者的問題個個都很容易解答：政治人物就是用來給民眾批評乃至辱罵的，用麥迪遜的話來說，公民有批評的自由，才能避免暴君的出現；民主當然不能包治百病，民主還需要共和、憲政、自由等觀念配搭，更何況丘吉爾說過，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我還可以補充一句，沒有民主絕對是最壞的制度；1989年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生，在四川老家，雖然沒有參與學生運動，但中共開槍殺人卻讓我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後來某些學生領袖的種種不如人意的表現，並不能否定學生運動的正義性，而坐過牢的學生領袖的名字，你從谷歌上幾分鐘就可以搜到，在台灣任教的王丹就坐過幾年牢，請你不要再以訛傳訛了；最後，你的朋友有在公開的媒體上罵共產黨嗎，他罵共產黨的言論有可能刊登出來嗎？如果只是在家裡罵，在朋友間的飯局上罵，那是私下裡的言論，私領域的言論自由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我的這些回答，終於讓這位訪問學者無言以對。
我在台灣與陸生的相遇，有愉快的經歷，也有非常不愉快的經驗。無論如何，台灣這個自由的寶地，爲我與那些友善或不友善的同胞提供了相遇的機會，我對台灣心存感激。我相信，自由比專制更有吸引力，這是由上帝賦予人的天性所決定的。所以，在台灣的陸生們，大部分總會有靈魂甦醒的那一天。未來，我們會在追尋自由的道路上並肩同行。
附錄一
邀請我前去交大演講的一名學生社團的負責同學在臉書上的留言：
昨天余杰先生來交大演講，最大的動員者是中國政府，沒有啦～應該是說現場的中國人搞不好比台灣人還多。
到了Q&A時間，中國學生各個「磨刀霍霍向余杰」。有好幾位都大大地讚揚習主席，這對我來說是一個culture shock。我們或許對中國有些想像，可是昨天是一個強烈的文化衝擊！（雖然這跟我之前認識的中國學生都不太一樣。）
余杰先生請他們跳過媒體對習主席的報導，抒發自己的意見就好，不料，這個中國學生說：「我說的這些，不是媒體的報導，也不是輿論，都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好像你跟習主席是多好的朋友一樣咧，不是透過媒體要怎麼「感受」習主席，難道跟習主席同桌共餐過？
昨天余杰先生的演講大致上我都同意，但是他認為台灣人應該多跟中國民間社會交往，中國民間社會有一股跟中國共產黨不同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絕不等於中國。
好的，那我想問這種良善的中國民間社會在哪裡？雖然我承認交換生或許有受過某種程度的調查，也不能代表中國民間社會，但是如果連中國的交換生都表現出這種讚揚黨、歌頌黨、維護黨的立場，那到底中國民間社會在哪裡？
這種「讚揚黨、歌頌黨、維護黨的立場」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我實在不太了解，是真心愛黨嗎？所以不容他人在國際上詆毀黨；還是成群結伴地出現在這種場合，要給做記錄的「馬英九們」證明「我有維護黨哦，我沒有縱容這些人詆毀黨哦」？
不過，我覺得昨天還有幾個重點：
1、透過「這些」中國學生的表現，形塑出了一種明顯的文化邊界。這種認異的過程，顯示出這是兩個不同的群體。
2、在今天的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就是可以享有很高的言論自由，可以批評黨，也不必維護黨，甚至不必歌頌黨。（而這些陸生的表現）根本讓我想到「敬愛的先總統蔣公」其實根本也沒有離我們太遠啊！
附錄二
一位參與當天晚上演講會的台灣人在我在臉書上爲我發來的私訊（作者本人同意由我發表）
我是昨晚第二位發問，問您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那位台灣人，也就是拿著電腦拚了命打字，想要記下資訊供未來回味的小小工程師。看見您新的貼文，心中有些難過。
昨晚的問答時間，我有感受到陸生們的攻擊性，同時聽著他們的發問，我忍不住失禮地一直笑。倒也不是要笑他們迂，只是我彷彿看見了大學時期的我。
請容我稍稍講一點自己的小故事。
我生於苗栗縣，長於苗栗縣。苗栗縣在台灣是個頗特別的地方，在這裡國民黨怎麼選怎麼贏，幾十年過去了民進黨在這裡的選舉毫無勝算，即使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2016大選，在苗栗也是穩當拿下兩席立委。這樣冥頑不靈的苗栗縣，被外縣市的人諷為「民主聖地」、「永遠過不了智力測驗」。
在這個地方長大的我，自然而然不對國民黨有什麼敵意，即使不見得聽過多少對國民黨的吹捧，一定很多人都聽過：「民進黨是亂黨」這樣的話術，且深信不疑。
高中的時候有幸讀了以自由學風著名的新竹高中，第一堂歷史課進來的是有名的張德南老師，頭沒幾句話就指著校長室的方向罵髒話，批校長是國民黨的走狗。剛上高中又逢叛逆期，看到這樣的震撼教育只覺得這個學校實在太有趣了，我喜歡這樣的環境。只是我不覺得國民黨有老師講得那麼糟，也許老師太偏激了。這是我回憶起來，最早的政治意識。
高中畢業就讀東海大學，運氣很好，也是個校風開放的環境。大一的歷史通識課，老師惡狠狠地撂下必考題：「中華民族不存在，這是必考題。誰敢寫錯就一定當掉」我已經記不清後來老師有沒有解釋過這個複雜的脈絡，但我肯定在那之前他沒說過。當下我只覺得我從小被教育的「光榮的中華民族」「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樣的價值觀，在課堂上被老師用力地羞辱。抱著抗拒的心情，我幾乎不想聽下這堂課。
曾幾何時，我竟然變成一個，可說是標準的「台獨份子」。每當我想起自己立場的轉換，不免回憶起前述兩件事。
我不敢說我能體會您受過的不公，我真那樣講就太自以為是了，我只敢去想像那多可怕。然而我的成長脈絡，是相似於昨晚在場的陸生，我真切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不幸地，在場兩位老師（應該是吧，我並不認識），或許是因為地主之故，急忙想要「矯正」些什麼，於是在場的火藥味就更濃了。
會後我看見他們集結了一圈。立場上我是局外人，心情就少了些顧忌，抱著好奇心過去聽聽看他們在談些什麼，理所當然是跟這次論壇有關，同時有另外一位長者在對他們曉以大義，使得他們的討論零零散散，也沒什麼大意。
我（這通常是害羞內行的工程師）鼓起勇氣對在場的同學說：「不好意思，我是台灣人，一個普通的工程師。很訝異這邊聚集了這麼多陸生，想要聽聽你們的想法，你們願意跟我說嗎？」
他們臉上瞬間都露出驚訝的表情，竟然會有台灣人想要聽聽陸生的想法。我也很訝異，強調了自己可能是標準的台獨份子，他們還是很願意跟我談。
於是，我們一行人在會場外聊天，直到十點半會場關門，意猶未盡還到旁邊的涼亭聊到十二點，一個不期而遇的小小沙龍就這樣開始了。
聊天的範圍，從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同性戀、台獨與華獨、周子瑜事件及中華台北隊的荒謬、台灣追求民主的過程與國民黨倒行逆施，提到了三權分立的概念也略為碰觸了台灣憲政體制的問題（因為許多陸生也被教導台灣民主有問題），也講到了集會遊行法與陸生一定會有的擔心：「亂」。說實在我不是社會學、法學出身的人，底子不夠深厚不敢講得過頭，我也知道他們在這些領域都是生手，我盡可能地把我看過的東西，整理之後分享給他們，並提了一些關鍵字給他們搜索的機會。
尤其，提到選舉的時候，有人問了：「台灣到底是怎麼選舉的」，這個問題一拋出來，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他們很殷切地想知道，這種事情怎麼可能進行。（幸運地，我不但有投票經驗，我還有幫忙輔選的經驗，這難不倒我）
作為回報，他們很真誠地跟我說了內心的想法。好比有位同學是福建人，他說1996年台灣海峽情勢緊張的時候，他家鄉的長輩們根本就不想打仗，因為福建離台灣近，真打仗了很有可能先死他們。談到言論自由，也許是因為少了防衛心，他們很坦誠地說，的確覺得言論有管制，且有好也有壞，信息不自由新聞不自由，說什麼話大家都不能信，根本就無從判斷起事情的真偽。他們也對於五毛、水軍很感冒，談到帝吧在臉書鬧板的事，也覺得不應該。
講到民主自由等等的終極目標，我深深地感覺到他們與我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環境、教育、宣傳等等的影響，讓兩方對於通往終點的路徑想像，很不一樣。
我並不想責備他們什麼，他們這樣太正常了。看看我們台灣戰後嬰兒潮的上一代，很多人就是這樣子去看待國民黨與中國。只是，我很幸運地沒有經過苦刑的方式就看到了跟以往不同的歷史論述，使得我的價值觀產生了改變。而，同樣沒有經歷過恐怖統治的年輕人，正在此時糾結著，自我反省著過往的認知是不是對的，這時候出現了防衛心態保護自我，這是完全能夠預測的。
恕我以比較不尊敬的方式來比喻，他們好比站在教堂外的苦人，好奇地想要看看教堂內是什麼樣子，這時候如果聽到門縫傳出聲音說：「外面那些人想幹嘛，是不是想偷我們的東西？」他們的反應可想而知：「誰稀罕？你以為我們真那麼窮？」也許就因為這樣，他們被推得更遠，彼此更不能理解對方了。
我想，是因為各自的生活經驗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樣。幸運的生在沒有白色恐怖的台灣的我，在看見他們對於民主、法治、自由的好奇心，那發光的眼睛。我深深地覺得中國民主化的種子就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