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書介】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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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台灣的報業概況

1945年日本戰敗時的台灣,全島只有一家由「台灣總督府」發行的日文《台灣新報》,吳濁流之前擔任《台灣新報》記者,戰爭末期為躲避美軍轟炸,疏散到故里的新竹鄉間。日本宣佈投降(8月15日)隔天,他就立刻趕赴台北的原《台灣新報》報社,親眼目睹《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的改朝換代過程,並隨即受邀加入了報社的編採陣容(吳濁流,1987:134)。這份報紙,就是李萬居於1945年10月5日隨第一批國民政府接收官員抵台後,直接接收並改名主導經營的報紙(於10月25日正式創刊)。

在此之前(同年10月10日),由台大(台北帝大)教授林茂生掛名社長,許乃昌任總編輯、黃旺成主筆的《民報》就成立了。而在《台灣新生報》還維持著日文版面時(到1946年10月25日廢除日文版),《民報》一開始就全部使用中文,自詡如同國民黨在「同盟會」時期所發行的《民報》,是一份發揚三民主義革命精神的報紙(陳恕,2001:21)。

除了這一官、一民兩家代表性的報紙,還有國民黨省黨部系統的《中華日報》也在1946年創立,同年問世的,還有具軍方色彩的台中《和平日報》,以及宋斐如、王添等人在台北辦的《人民導報》。其他各地還有十幾家,或是具「黨、政、軍、團(三民主義青年團)」色彩,或是民間出資興辦的小型報紙,短短一年多時間,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中(何義麟,1996)。

由於日治時期的新聞檢查已經廢除,政府也未限制報刊發行,尤其是1946年前後,報紙的言論內容可以說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或約束(陳國祥、祝萍,1987:27),辦報變成一種新興事業,辦報容易到:「只要借一個門掛起報社招牌,隨便租賃或佔據一兩間房子作為編經兩部,接洽一家小印刷廠承印便成。」(陳國祥、祝萍,1987:27)從終戰到1946年11月的短短1年之間,新登記成立的報紙、雜誌、通訊社達28家(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25〜33)。

當時的台灣社會,仍瀰漫著掙脫殖民地次等國民身分的興奮與欣喜,除了有財力者紛紛投入辦報,新聞從業人員也自然的在媒體上高談闊論。之後隨著經濟混亂與政治腐化狀況的不斷升高,媒體版面上也開始出現對當局強烈的批評(何義麟,2005:4)。何義麟對兩家民營報紙《民報》、《人民導報》高度評價,認為這兩份報紙延續了台灣本地知識份子在日治時期社會文化運動中所培養出來的抗議精神與批判傳統:「不論是資產階級與新興知識份子所經營的《民報》,或左翼人士主導的《人民導報》,都延續了這種市民社會知識份子應該具備的批判精神,對陳儀的施政展開激烈的抨擊。」(何義麟,2005:4)

在這個階段已經來到台灣的中國大陸報人,包括中央社台北分社社長葉明勳(葉明勳,1995:98)、《和平日報》副總編輯張煦本(張煦本,1982:111)、《中華日報》記者錢塘江(筆名金生麗)(錢塘江,1970)、《中外日報》編輯周夢江(周夢江,1995)、上海《新聞報》駐台代表王康(戴國煇,1992a:200)、上海《申報》記者江慕雲(沈雲龍,1987:66)等人,他們都在台灣親身經歷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對當時的台灣報業生態起了決定性的影響,由於統治者將社會不滿情緒歸咎於新聞媒體的報導,二二八發生後開始對新聞媒體進行全面整肅。被查封或因而受影響關閉的報社包括《人民導報》、《民報》、《大明報》、《中外日報》、《重建日報》、《青年自由報》、《台灣經濟日報》、《台灣工商日報》、《自強日報》、《和平日報》、《興臺日報》,甚至連上海《大公報》台北辦事處都因為「持論荒謬」而被查封,其中除了軍方系統的《和平日報》在事件處理告一段落後獲准復刊,其他報紙從此永遠消失於台灣報業版圖(王天濱,2003:113)。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這些報社被查封,報人被殺、被關,或被迫逃亡,其中官營的《台灣新生報》傷亡慘重,吳濁流在日文版停刊(1946年10月25日)後離開《台灣新生報》,不久透過王白淵的引介進入《民報》擔任編輯工作(吳濁流,1987:159),他事後回想,如果不是因為曾經為了本省與外省員工差別待遇問題衝撞過社長李萬居,而於日文版停刊時離開《台灣新生報》的話,二二八事件爆發,他恐怕未必能夠倖免(吳濁流,1987:170)。

但由於所服務的《民報》也遭查封關閉,吳濁流的新聞生涯被迫打住,從此轉入文學創作道路。二二八事件也徹底改變了當時《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的命運。由於《台灣新生報》在二二八事件中曾試圖較持平的處理新聞,加上他在事件後被歸為陳儀人馬,所以當事件後《台灣新生報》改組為公司時,李萬居即被調離社長職務,改聘為董事長,形同架空。這個發展讓李萬居決心離開國民政府權力集團,奠定了他接下來辦報與從政的路線與基調。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事件前對時局大鳴大放的許多報紙都遭到「大清洗」,但事件過後,仍有辦報者前仆後繼。1947年7月,辭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虛銜的李萬居,與蔡水勝、陳祺昇開始集資辦《公論報》,同年10月25日正式創刊。而在此之前,情報系統出身的「半山」林頂立,已在7月間與王成章、謝東閔等創辦《全民日報》;同年10月10日,中國大陸來台的周莊伯與顧培根一起辦了《自立晚報》;以聲色、娛樂新聞為重點的小報《華報》(創辦人朱庭筠),與以推動標準國語為職志的《國語日報》(魏建功、洪炎秋創立)則都創刊於1948年底;而除了台北的幾家報紙,1947年9月,謝膺毅也在花蓮創立《更生報》(呂東熹,2010:61),11月,張友繩在台中辦《台灣力行報》。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前,全台各地地方報如雨後春筍,不斷蜂擁而出(呂東熹,2010:61)。

雷震與曾虛白都是1949年才來到台灣的。雷震在來台灣之前就已經在策劃辦《自由中國》(胡適,1989a),曾虛白則是以蔣介石文宣班底的身分到台灣來,隨即再度獲蔣起用,擔任中廣副總經理與中央社社長。他們在歷史洪流的推移下,被匯入了台灣這個舞台。

書名: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

作者:邱家宜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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