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首先，需要釐清「陸生」這個概念，「陸生」是對那些到台灣讀書的中國學生約定俗成的稱呼，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中生」。我在這裡所説的「陸生」，還包括部分在台灣的大學和學術機構的中國訪問學者。
我自從2012年逃離中國、流亡美國之後，每年都到台灣訪問數月，也應邀到台灣各大學、公民團體、獨立書店、教會演講和座談。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陸生，不同背景和立場的陸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陸生成為我的摯友，有的陸生成為我的論敵。有的陸生永遠生活在一個封閉的陸生圈子內，以「強國人」或「趙家人」自居，對「破破爛爛」的台灣不屑一顧，誰要説「台灣不是中國」，立即面目猙獰、口吐白沫；有的陸生則通過對台灣社會的觀察和思考，由民族主義者轉變成民主主義者，不僅認同台灣人民習以為常的民主自由價值，也從「住民自決」的意義上理解、同情和支持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願；還有少數陸生，返回中國之後積極傳播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能量」，參與中國本土的人權活動，甚至因此成為被秘密警察騷擾的對象。
2016年春天訪問台灣，我在各地遇到了不少一見如故的陸生。在王丹任教的中正大學，有讀過劉曉波、王丹和我的很多著述的陸生，熱切地跟我討論中國何時啓動民主化進程；在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徐斯儉老師主持的工作坊，有陸生憤怒地譴責習近平對民間社會的殘酷打壓；在政大社科院的演講中，我遇到一位曾在已被關閉的民間機構「立人大學」學習過的年輕學子，他是一位基督徒，正在讀宗教研究的碩士，他對中國社會的精神狀況有精準的把握和分析。
更讓我欣喜的一個故事是，當我在台北里山咖啡館的「哲學非星期五」與學者曾建元對談時，有一個從中國南方以「自由行」的方式來台灣的大學女生從頭聽到尾。會後，她告訴我，她雖然不是陸生，卻常常以「自由行」來台灣參加各類學術和藝文活動，認識了很多台灣的學者文人和社運人士，對台灣的獨立書店和咖啡館亦情有獨鍾，回去之後嘗試組織類似的讀書會，希望以此聚集一群憂國憂民的年輕人。她買了我的好幾本書請我簽名，我問她説：「能順利帶回去嗎？」她仰起臉來自信地回答説：「不怕，總能找到辦法。」
這幾年在台灣跟很多陸生接觸，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如果是願意尋求真相和真理的陸生，在台灣生活半年至一年左右，思想觀念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原來中共黨國教育灌輸的意識形態就會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在台灣稍顯陳舊和雜亂的建筑與街道背後，是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呈現的迷人魅力，如果願意張開眼睛、敞開心門，不可能感受不到。
當然，也有不少死守黨國教育賦予的「原則」的陸生，他們或出身於既得利益家庭，或不願重建一套新的價值觀，他們只相信中共官方媒體的宣傳，對於不一樣的觀點心存戒備乃至充滿仇恨。這類陸生跟我發生過好幾次硝煙瀰漫的交鋒。他們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在兩個方面的言論：第一，你居然在台灣「辱罵」國家元首習近平和執政的共產黨──即便中國有什麽不好，也是「家醜不可外揚」，你這樣做無異於「賣國」。可惜，在我看來，這是最典型的黨國不分的思維方式。分開黨與國、政府與國家，乃是民主國家公民教育的基礎課。真正的愛國者，恰恰是最嚴厲批判和監督執政者、執政黨的公民。
第二，你居然公開宣稱支持台灣獨立，支持西藏和新疆獨立，還要鼓吹四川獨立。你説中國和中華民族是「偽概念」，説統一、獨立、聯邦、邦聯等都是可以接受的、未來中國的選項，這就更是十惡不赦的「賣國」。但是，對我來說，人權高於主權乃是近代以來被文明世界接受的普世價值，若有人主張獨立，自可通過公投的方式檢驗之，為什麼誰有了主張獨立的言論，就要被中國的《反分裂法》治罪呢？
第一次衝突發生在東吳大學。東吳大學外交學社請我去演講，並請在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黃默教授對談。我的講題是《從毛主義到習主義：習近平正在掀起二次文革》。演講之後，黃默教授對於「習主義」能否成立有所質疑，也有歷史系教授對我批評儒家文化持不同看法，問答環節還有陸生不同意我將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解讀爲權力鬥爭，我對這些問題都一一作出解答。各自存異、不必求同，本來就是大學成其爲「大」「學」的根本所在。
當我回到住處查閱當天的臉書訊息時，看到多個要求成為臉友的申請。按照以往的習慣，我一般會點開對方的主頁，看看對方的身份及喜好，若是具備某些可以成為朋友的共性，才會將其接納爲臉友。當我點開一位署名徐淩風的申請交友者的主頁，頓時發現一句最不堪的辱罵——雖然沒有點出我的名字，但徐淩風在剛發表的帖子中大剌剌地説：台灣雖有言論自由，但不能容忍「分裂祖國的人渣」胡說八道。
僅僅因為我說了「獨立和自由價值是兩個不可分割的普世價值」，這位名叫徐淩風的陸生就氣憤成這樣、以致於對我破口大罵？如果他掌握權力，會不會向昔日那些對我施加酷刑的秘密警察那樣，恨不得上峰立即下命令，直接挖坑將我就地活埋？
這名徐同學若只是在他的臉書上辱罵我一番，我跟他沒有臉友關係，我不會看到他的言論，那就只是他個人的情緒發洩而已。但是，他故意給我發來交友申請，以便讓我看到他的這番辱罵，這就是赤裸裸的挑釁了。有不同意見，他不是訴諸於心平氣和的討論，而是訴諸於氣急敗壞的謾罵，甚至以潑糞上門為樂，這背後的心思意念不真實漢娜·鄂蘭所説的「平庸之惡」嗎？
因此，我不得不在臉書上公佈徐同學的名字和言論，並評論説：「我當然不會用同樣的方式駡他是人渣，只是為他的蠻橫、粗魯與獨斷感到悲哀。這位年輕的大學生被中共洗腦如此徹底，儘管在民主自由的台灣生活和學習，仍然不能讓自己的心靈因真理得自由。辱罵跟自己不同意見的人，並不能證明自己的觀點就絕對正確。彼此觀點不一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傾聽和思考對方的想法，而不是一遇到不同的看法，就發出惡毒的謾罵。要成為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公民，徐先生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我的這段評論，引發了很多臉友的留言評論。其中，一位朋友轉發來一個名叫施天宇的東吳大學的陸生的發言。比起徐淩風的粗俗的辱罵來，施天宇的文字似乎更有反駁的必要。
施天宇説：我很好奇為何會請這位先生來東吳講座，還請黃默先生作陪，對於後者簡直是一種侮辱性的態度。余杰此人，說起來是個所謂「人權作家」，在我看來既不是作家（作品邏輯不通，毫無論據，簡直玷污作家之名），也無關乎人權——比六四的諸位走的更遠，余杰自一開始即是打著人權的旗號行著自己的目的（且一點都不「人權」地接受他人的反對意見）
（我的反駁是：東吳大學的學生社團可以自行決定邀請什麽樣的人來學校演講，這恰恰是施同學無法理解的台灣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而黃默教授非常樂意來跟我對談，這也是由黃默教授的自由意志決定的。黃默教授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跟我有過多次會面和談話，我們彼此印象很好，施同學自然不必代黃默教授感到「受辱」——如果施同學誠實地説，因為我批判了習近平，讓他本人感到受到了侮辱，我或許可以理解他的心態。
施同學以新聞檢查官的姿態評價我的作品，或許他從台灣學成歸國之後可以到中宣部任職，以後就可以查禁更多的、有可能危害黨國的書籍和文章了。可惜，中宣部並不信任那些在台灣學習過的年輕人，施同學或許難圓他的報國夢。
至於我是不是作家，有四十多本不同類別的著作為證，不是施同學一個人可以否定的。我當天演講的提綱，是從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中抽取出來的，這篇論文已提交美國加州大學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并被接納，也在中研院這所台灣最高學術機構演講并廣獲好評。）
施天宇：那日的講座，聽聞歷史系的黃先生兆強也非常不滿（因余杰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批評了牟宗三和唐君毅），余杰先生怎不去批批這位教授，卻拿一個表達意見的學生做靶子？進言之，余杰既然好為人師，就應當有義務闡述、表達自己的觀點，帽子誰都會扣，一個自詡為人師的人來給學生扣帽子，天下奇聞，足見此人格調之低，根本不應該出現在校園。
（我的反駁是：當天現場確實有一位歷史系教授對我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我也將我對儒家文化的看法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我的看法是：儒家理念在私人生活中，可以供提高道德修養之用；但在公共領域和政治哲學層面，無助於現代民主制度和人權觀念的建立，也就是説，內聖開不出外王來。這是我跟錢穆、牟宗三和唐君毅等新儒家的根本差異。那位自稱牟宗三弟子的歷史系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并提出來跟我討論，再正常不過了，我為什麼要去批那位教授呢？
反之，徐淩風對我進行惡毒的辱罵，我作出一點回應是必要的。我並不成向徐同學「扣帽子」，我只是建議他學習文明的生活方式。
更讓我無法理解的施同學的一個觀點是，為什麼牟宗三和唐君毅不能批評？為什麼批評牟宗三和唐君毅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牟、唐二人難道是「天」和「地」嗎？我從來不迷信權威，早在大學時代就撰文批評錢穆、季羨林等前輩大師，這正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求真意志」的體現。我批評過錢穆，作為錢穆的弟子的余英時教授仍然對我頗為欣賞，這才是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氣魄。而中國的君臣、父子、師徒文化的最可怕之處就是，後輩不得批評前輩，從而扼殺了一切創造力和想像力。）
施天宇：余杰言「獨立和自由價值不可分割」，個人的獨立當然是自由價值的一部分，余杰卻把國家中特定地區的獨立和自由價值畫上等號（須知道這位先生可是反對過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呢）。此人才是真正以分裂國家為目的而行事的陰謀家（抱歉，這種陽謀或許稱之為小人才對）。
（我的反駁是：施同學在展開對我的攻擊之前，實在應當認真做功課。我不僅沒有反對過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我還撰文批評過在民進黨內部提出凍結台獨黨綱的柯建銘、童振源、郭正亮等人，有關資訊，在維基百科網站關於我的條目下就可以找到。施同學為什麼要將我完全反對的觀點強加到我的身上呢？要麽是其學風粗疏草率所致，要麽是其故意顛倒黑白而缺乏做人的誠信。所以，「小人」之稱號只能回到他自己頭上。
而這段話的最後一句，終於讓我理解了施同學為何對與之無冤無仇的我那麽刻骨仇恨，原來是我動了他的「國家統一」的神主牌。統一被他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而反對統一的意見，則被他歸入陰謀、陽謀的行列。
施同學攻擊我偷換概念，其實，我所説的獨立不僅僅是個人的獨立，也包括聯合國《人權宣言》中肯定的「住民自決」的原則。個人的獨立應當捍衛，一群人選擇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獨立意志為什麼就不應當捍衛呢？施同學單單接受前者，卻反對後者，只能說明他是中共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洗腦教育的犧牲品。）
施天宇：余杰先生，我當然不會罵你是個人渣，作為一個讀書人，我會說你是行事沒有邏輯，論述張冠李戴，好為人師而又妄自尊大，行事不端卻又玻璃心靈的人。要不要在你的臉書上罵罵我？我可不怕出名呢。
（我的反駁是：自詡為讀書人的施天宇，真不知道讀過幾本讓他心智趨嚮成熟和自由的書籍，他大概只讀過毛澤東和習近平的語錄。雖然我不喜歡像習近平那樣炫書單，但我願意開一張書單推荐施同學閱讀，比如奧威爾的《動物莊園》、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胡適、殷海光和鄭南榕的文集。我不會像施同學辱罵我那樣罵他，我只希望有一天施同學被啓蒙之後，會爲如今的這些言論感到羞愧。而施同學以後是否能出名，不是倚靠我點名「罵」之，而是靠施同學自己的不懈努力。）
第二次我與陸生的衝突，發生在新竹交通大學。我受邀在交大以《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演變與展望》為題發表演講，在進入問答環節的時候，有五、六名陸生密集式地發問，焦點是反對我「污衊」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祖國」。不過，比起東吳大學那兩名在臉書上謾罵的陸生來，交大的這幾位陸生的表達方式還算彬彬有禮，有一位陸生甚至巧妙地先讚美台灣人情味濃郁，表示他喜歡台灣，然後再回頭來質疑我——這樣做，或許可以將我跟在場的台灣人區隔開來。
在這些提問者中，有人自稱「代表」中國當代大學生發言，完全是一副央視播音員及外交部發言人的口吻；還有人質問説，你提到的浙江強拆十字架事件，只是來自西方媒體的報道，根本不能說明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更有人自稱農家子弟，認為中國一切都在改進之中，中國的成就不能一筆抹煞，甚至滔滔不絕地背誦起習近平的講話來，讓我聯想到文革時代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握、背誦毛語錄的紅衞兵。
對於這些質疑，我的回應是：第一，誰能「代表」中國當代大學生？有多少中國當代大學生投票給你，請你代表他們？你在台灣可以觀察到，每一個民意代表都是人們投票選出來的，沒有人可以不經過選舉而自己號稱充當眾人的代表。因此，你只能代表自己發言。第二，我引述的浙江新一輪的宗教迫害的材料，包括兩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毀、兩百多座教堂被拆毀、數十名牧師和信徒被拘押，不是來自《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而是來自溫州教會內部有心人的統計。蒐集資料的教會同工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每一座被拆毀的教堂、每一個被拆毀的十字架，都有詳細的時間、地點、人物的記載，我可以隨時更加完整第一手的資訊。第三，我并沒有否認中國社會在某些領域取得的進步，但這些進步不是執政黨賞賜的，而是中國各階層的民眾奮力爭取來的。正如我們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時，不能認為解除報禁和黨禁是蔣經國晚年大發慈悲的結果，而必須看到幾代台灣黨外運動的先驅的流血犧牲。另一方面，中國在某些方面的問題卻愈演愈烈，如環境破壞、人權狀況惡化、人性敗壞等，這些都需要知識分子給予嚴厲的批判。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批判不公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