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最近有二件看似不相干卻性質有些類似的事件：一是中生納健保的爭議；一是聖多美普林西比與我斷交後，其在台求學的國民是否仍應予以獎學金的問題。反對者的意見多半認為政府應該將資源優先運用在自己的人民身上，更何況中國始終與我為敵，如今聖國又助其令我難堪，台灣實在沒必要如此充大方。這樣的觀點基於義憤，可以理解；但若就長遠來看，筆者認為這有助於幫台灣的外交打底。
眾所周知，外交粗分「政府」與「民間」兩個層面，而二者實息息相關。特別像台灣這種因中共蠻橫打壓而致外交發展空間受限的國家，政府使不上力的國際事務，有時正需要民間力量的支援。例如2011年3月日本發生大地震後，台灣政府與民間合力發起捐款賑災，總計募得全球最多的善款200億日幣，此舉轟動全球輿論，日本民間更是一片感恩摯謝之聲。而當時日本政府迫於中國壓力，竟在感謝世界各國協助時對台灣的義舉隻字未提，因而引發其國內輿論的不滿與撻伐。自此以後，日本民間對台灣的好感普遍提昇，筆者近幾年赴日都能明顯感受到其子民對台人格外友善的態度。今年初蔡英文當選總統，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公開發表賀辭，層級之高，甚為罕見。對此，《日本產經新聞》特別以「異例」（中文有「史無前例」之意）來凸顯日本政府的舉措。私意以為，台日政府之間逐漸升溫的友誼，絕對是311大地震時台灣民間踴躍的捐輸所促成。
民間力量既不可忽視，那麼政府在「投資」外交時，更應思考如何將資源直接挹注於民間，像中生納保及繼續支持聖國國民在台求學等作為，就是值得的投資。過去台灣經濟尚未起飛時，不少優秀青年赴美留學，都獲得美國政府經濟上慷慨的援助，不僅學費全免，甚至給予工作機會以賺取生活所需。表面看來美國很「凱」，但就外交策略而言，卻是十分高明的投資。簡單來說，這些精英學成後，或者貢獻所長協助美國更壯大，或者將美國的價值觀帶回母國，影響台灣的政經發展，甚至可能因此登上高位，成為美國的政治盟友（從李登輝開始，台灣哪個總統不是留美的？）。如今台灣深受亞美利堅文化影響，人民也普遍親美，是美國在亞洲利益的重要助手，這不正是老美過去數十年的「投資獲利」？
相同的，如果我們願意花點遠比過去拼「凱子外交」時少得多的資源在中生及已經斷交的聖國留學生身上，長期來看應該是利多。幾年前筆者課堂上有位交換的中生在臨離開台灣前曾十分誠懇對我說，他原本被共產黨洗腦，對台灣存有不小的敵意；但來台生活近半年後，觀念完全改變，他回去中國後，一定要向親友及同學轉述台灣的好，扭轉他們原來的成見。另一個例子是一位來自今年甫與我們斷交的甘比亞的學生，他告訴指導教授（筆者的朋友），完全無法認同自己政府短視近利的作法，他回國後若有機會從政，一定要發揮個人影響力，組織友台團體。這些例子絕非個案，因為筆者聽過不少類似的感受。政府萬不可小覷這些年輕學生未來的潛力，或許數十年後，他們會成為影響台灣外交的關鍵角色。
外交就像栽培國家未來的棟樑，需要自小紮根，底打得愈廣愈深，體質就愈健壯，未來的前景也就更具發展性，那麼，何不將眼光放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