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新政府上台時間越來越近，行政院長張善政日前表態將在5月12日率內閣總辭，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亦表示，司法院正副院長應遵循「憲政慣例」主動請辭。

英國於數日前舉行地區性大選，首都倫敦成為備受矚目的地區之一。即將卸任的倫敦市長包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是英國現在執政黨─保守黨的一員，擔任倫敦市長八年期間最為人熟知的除了一頭亂髮外，還因為常常在倫敦街頭騎自行車，被稱為「包里斯自行車」。歐盟議題上，他公開與同黨的英國總理唱反調，認為英國應該脫歐。

八年後的倫敦現況

支持強森市長的人認為他讓倫敦走出經濟風暴，並且藉著倫敦奧運的舉辦讓這座城市重返光鮮亮麗。

近幾天調漲基本工資的議題再次浮上檯面，但調漲基本工資真能改善現在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嗎？說直接點，基本工資即是受薪階級每個月領到的錢，因此在討論基本工資前，我們應該先討論一下什麼是錢。

金錢的本質

金錢，不是物資。現在的金錢更不是以往的貴金屬，多是以紙幣或電子貨幣的形式呈現。除了沒有貴金屬的相對保值特性，錢既不能吃、也不能蓋房子，更不能讓車在路上跑──現代金錢重要的地方，在於人們認同這張紙的價值與交換物質能力。紙幣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其功能在於方便人們交換物質。

回到主題，調漲基本工資的論點在於試圖處理「薪資過低」的問題，與其背後所隱含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看似直接地解決問題，但此作法並不完全了解真正的問題所在。

基本薪資議題中真正的問題是什麼？貧富差距與物質分配。

標題的這句話我在這幾年的性別平等演講當中，說過了數千次，但在真實人生一次次的印證之，依舊讓我感到無奈與痛心。

在國防大學念書的阿立，因體檢被驗出感染HIV病毒[1]，在大學四年不停地被校方刁難、明示暗示請他自行退學，最後在大四下學期，校方因阿立帶電腦入校未報備而冠上「頂撞師長、學校幹部未以身作則、違反資安」等罪名將他退學。阿立的委任律師調閱國防大學這十年的退學紀錄，在二十多位退學學生中，只有一名是因操性不足而被退學，其中一個是犯罪、另一個是竄改成績，而阿立是為了校務工作帶筆電入校而被退學。

從2012年此事件發生後，阿立便尋求各種校內外的協助進行申訴，希望恢復學籍，同時也必須在沒有大學文憑的狀況下維持生計。衛福部後續決議申訴成立並要求國防大學改善阿立退學的行政處分，但在上月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卻宣判衛福部敗訴，理由有二：衛福部非國防大學的主管機關，因此衛福部對國防大學的行政處分沒有權限；以及阿立的退學行政處分的申訴時效已過，並且行政處分有形式與實質上的存續力。

伊朗導演賈法‧潘納希榮獲柏林影展金熊獎的《計程人生》（2015），可能是瞭解當代伊朗生活的最佳入門電影。先談談賈法‧潘納希吧！他在二○一○年三月，被伊朗政府指控「反政府」後，隨即在家中被捕入獄，眾多電影人為之聲援，其中也包含導演李安。同年五月的坎城影展，茱麗葉畢諾許在新片記者會為此落淚，她上台獲獎坎城影后時，更高舉賈法‧潘納希的名牌聲援他。

迫於國際壓力，伊朗政府隨後讓潘納希交保，但下令禁止他拍片二十年，並限制出境，不過，他沒有向政府低頭或妥協。他說，人生還有多少個二十年呢？遂堅持真正電影工作者該做的事：繼續拍電影。二○一一年，他以極具反諷的片名《這不是一部電影》（2011），參加當年坎城影展，更傳奇的是：此片是用隨身碟藏在蛋糕內，偷渡出境伊朗參加影展。該片曾在二○一三年的新北市電影節選映（可惜的是，新北市電影節已在二○一五年停辦。）

浩鼎生技一案沸沸揚揚，社會一片撻伐之聲，有從司法面批判，有從道德面批判。另一方面，也有經營權之爭、買空賣空陰謀論、中研院院長角逐之爭等等說法出現。如此複雜的情勢要由局外人來評斷是非，實在太過複雜。然而單純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萬人稱頌的生化科技科學家會因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在一夕之間變成萬人唾棄，這個不太可能發生在其他研究領域的結果，事實上在全世界生化科技的研發路上，一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我是一個牙醫師，擁有生化科技的博士學位，也算半個生化科技人。我的研究教室在日本，指導教授最重大的研究成果就是製造出牙周病的疫苗，並且獲得了專利。但是我不敢掠美，這一個龐大的研究計畫都是指導教授的研究成果，我負責的只是這一個龐大計畫中間的一個環節。簡略說明這個研究計畫，就是找出牙周病菌造成牙周病的關鍵基因，然後把這個關鍵基因改造成無害的基因，最後把能夠達成基因改造的藥物製造出來。這一個過程歷時十年以上，研究過程發表的博士級論文有數十篇，開發費用難以計算，至少有國家上億日圓的補助。代價雖大，如此製造出來的疫苗如果有朝一日能夠用在人體，那對人類的社會是莫大的福音。這個疫苗的專利經由日本大學的技術移轉負責單位，已經賣給了日本的大企業，不過目前還沒有使用在人體上面。

「我的畫就是礦工日記。」 ──洪瑞麟

洪瑞麟（1912－1996）出生在人文薈萃的台北大稻埕，父親洪鶴汀從商但是喜好書畫，洪瑞麟小時候最喜歡幫父親磨墨，從小耳濡目染對畫圖產生興趣。

在那個年代，公立小學還不普遍，洪瑞麟九歲時到大稻埕「稻江義塾」念書。啟蒙教育，往往是人生的關鍵，洪瑞麟在義塾遇到啟蒙老師吳清海，吳老師常拿日本最新美術雜誌給他看，當時日本畫家特別喜好法國田園畫家米勒（Millet）的作品，推崇米勒畫出農民拾穗生活和勞動者的精神，認為這才是藝術的表現；洪瑞麟受到啟發，常素描臨摹米勒畫作。

台灣第一位水彩畫家倪蔣懷在1929年獨資創立「台灣繪畫研究所」，栽培想要學習美術的青年，洪瑞麟和張萬傳、陳德旺同期進入繪畫研究所學畫，其他學員包括陳植棋、藍蔭鼎等人。在這裡洪瑞麟第一次接受學院美術科班指導，他們從最基礎的素描學起，一開始先畫石膏像，接著才開始學習水彩技法，18歲時洪瑞麟以《靜物》獲台灣水彩畫會頭獎。

若說投手丘是全世界最孤獨的地方，那麼最能領略這種孤寂感的人，應該非王建民莫屬了。雖然他克服九百多天載浮載沉的生涯低潮重返大聯盟，也激勵了很多人；但角色卻像個無足輕重的龍套般，偶爾上去過個場，演得好沒多少掌聲，演不好則批評、質疑之聲四起。他很明顯被定位為球隊的「失敗組」，只有贏很多或快輸球了，才會推他上去消化那些剩餘的「垃圾時間」。坦白講，這種彷彿打零工的清潔人員角色，絕不會令人感覺舒服。

但是，就算是一般人不願屈就的清潔工角色，只要認真敬業，一樣能對人群做出鉅大貢獻，並且贏得應有的尊重。王建民在皇家與國民對戰的九局上登板，用他過去一貫精簡的投球風格凍結對手領先的幅度，因此給了隊友在九下逆轉贏球的機會，並為自己掙得一場救援勝，不正印證了這個多數人視為俗濫、老掉牙的道理？

鄭性澤，一個在這幾天佔據媒體版面的名字，很多人為了他的案件獲得再審機會而振奮，更為了他前天能夠離開被羈押十四年的看守所與家人團聚而感動。案件還沒結束，但是身體暫時獲得自由。「鄭性澤」應該稱得上是臉書世代的台灣死刑冤案代名詞，對我這輩成長於解嚴世代的社運工作者來說，我們的台灣死刑冤案代名詞是「蘇建和」，我們對死刑的認識以及參與廢除死刑運動的契機也始於「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