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北京發生一件疑似嫖娼衍生出的「意外」致死案，據稱嫌疑人雷洋在購買性服務時，抗拒警方逮捕，後因他選擇跳車逃逸而重傷死亡。認屍的家屬指出，他身上有多處疑似外力毆傷，認為是警方動粗。此外，可作為案件證物的錄影紀錄均不存在，如當地的監視器損壞、警方辦案時的錄影設備在逮捕過程裡損壞，換言之，只有人證沒有物證。這件事喚起了中國民眾對警方惡形惡狀的記憶，如2002年的程樹良案、2003年的孫志剛案，在中國越來越富有的十多年後，民眾仍要擔心人身安全受到政府的威脅。

此案可分為兩部分討論，一是雷洋的罪行，二是警方的執法，這兩者互為表裡。部份人民意見認為雷洋是否嫖娼不是重點，重點是他的非正常死亡；官方則祭出道德大纛，咬定雷洋先嫖後抗，才會導致悲劇。於是藉由此案，中國人民在網路上發起了一些簡單的聲援活動，要求調查真相。面對這些鍵盤戰士，國家宣傳機器當然也不會閒著，已有官方社論與五毛水軍開始反擊。反擊的重點不外乎是抹黃、刪帖等管控危機的標準作業模式，可惜雷洋已不能講話，否則讓他上電視認錯勢在必行。可以想見再過一陣，輿論便將平息，涉案的官員若是有關係就沒關係，若是沒關係大概也可以調到其他地方再起。問題仍舊沒有改善，中國人民隨時可能遭受同樣的待遇。

針對台灣新政府以行政命令廢止馬英九時代的「課綱微調」，中國國務院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不同的道路選擇決定不同的前景。如果民進黨當局以後一種選擇來寫自己的答案，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這名發言人殺氣騰騰地干涉他國內政，完全是一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嘴臉。

此前，中共試圖暗渡陳倉地將洗腦教育的模式複製到香港，通過香港教育局推出「國民教育綱要」，要把百年來早已習慣了自由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訓導成唯命是從、閉目塞聽的專制國家的臣民。殊不料，以黃之鋒爲代表的數萬名十五六嵗的香港中學生，真正是《義勇軍進行曲》中所説的「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他們挺身而出，走上街頭，包圍香港政府總部，進而獲得家長和社會各界的支持，最終迫使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梁振英收回「綱要」，維持原狀。此一事件成為香港本土意識覺醒的催化劑，中共「偷雞不成蝕把米」，可謂弄巧成拙、顏面掃地。

教育部宣布服裝儀容解禁，學校不得將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時，不少學生拍手叫好。有老師問我，學生如果大喇喇穿著便服，甚至在服儀上極度搞怪，我會如何處理？我回答，我會肯定這位學生挑戰傳統的勇氣，並詢問這樣穿著有比較舒服嗎？

制服帶來的矛盾心情，全世界皆然！英國有規定學生穿校服的傳統，但是2002年9月，英國魯頓市的穆斯林女學生莎賓娜‧貝根（Shabina Begum），因穿著伊斯蘭教傳統長袍上學，被學校請回家，之後她就沒有上學了。莎賓娜‧貝根向法院提出告訴，爭取穿伊斯蘭教長袍上學的權利。雖然爾後法院判決支持英國穿校服的傳統，但是宗教信仰與校服之間的兩難，引發爭議，莫衷一是。

筆者從事保護性工作多年，歷經兒少、婦女及相對人領域，深感每一位保護工作者處置個案時，經常背負牽一髮動全身的難處。針對此次台中市段姓議員責怪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像死人一樣的爭議新聞，有些思考可與眾人分享。

保護工作複雜性極高

拿此次段姓議員質詢的國三生案例來說，依媒體已披露的少量訊息做出的評估可以是：孩子的家庭結構功能在陪伴上確有缺損，但仍可提供穩定的經濟資源及居住資源。讓孩子待在社區中熟悉的環境及學校，這是對孩子影響最小的作法，相信也是孩子母親深思熟慮後的結果。安置是一種切斷原來孩子與其社區、親族及周遭資源的手段，倘若選擇安置就必須先考量孩子生活適應及其本身意願，貿然安置極可能面臨孩子的心理抗拒，在此案中看來弊大於利。

「生活中展現的藝術才是最真實的。」──張萬傳

5月28日是台灣前輩畫家張萬傳的生日，我們特別介紹張萬傳的人生故事，一起來緬懷這位台灣值得紀念的人物。

張萬傳（1909年5月28日－2003年1月12日）出生在日治時期的淡水，父親張永清任職於淡水海關，母親張王安則是家庭主婦。張萬傳的取名很有意思，因為父親期盼已久終於在33歲得子，在那個年代算是「晚年得子」，因此特別為他取名「萬傳」，除了有台灣話諧音「慢傳」之外，也期許兒子未來能夠「萬世流傳」。

最愛的故鄉淡水

桃園新屋公立動物收容所園長簡稚澄因為承受不住再一次奪走任何生命，選擇輕生，用最激烈地方式「死諫」動物安樂死議題。無關食物鏈階層高低、無關能不能為自己發聲，生命並無輕重之別，有許多文章已討論了動物安樂死議題，我想要分享的，是在日本熊本地震時扭轉了過去的一個概念──受災戶們並未將寵物留在家中，而是帶著他們一起避難。

這本來就是個很正常的做法，寵物不只是一條性命，更是不可分割關心備至的家人，但2011年東日本震災時卻成為不得不的生死離別。

當時日本政府擔心核能輻射污染的範圍擴散，要求居民不得攜帶物品避難，當然也包括飼養的寵物與家畜，根據統計，被留下的狗兒貓兒等就有15000隻以上，就算稍微偏離了汙染疑慮範圍，人們要遷移到避難所已經很辛苦，難以想像的艱難環境加上資源不足，即使再不捨，大多寵物們仍都被迫留下。

去年7月初，一名住在高雄的收藏家，住宅被小偷闖入，其所珍藏的台灣知名畫家陳澄波的作品遭竊。一位TVBS主播在播報該則新聞時說出：「收藏家拿出20萬懸賞金，希望全民一起來抓小偷，陳澄波本人也相當緊張⋯⋯」

陳澄波是日治時期，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但早在228事件時，遭國民黨軍隊逮捕殺害。該名主播播報的影帶被上傳後，在網上引發撻伐聲浪，批評「TVBS統媒不意外」、「腦殘媒體、白癡記者」，甚至有名家斥責「智能無下陷」，引發社會一陣喧嘩，事件以該主播遭電視台短暫停播告終。

今年5月初，南韓女子偶像團體AOA隊長智珉，在以自家團體為名的電視節目上，要完成任務。節目橋段中，她必須與團員雪炫在製作單位事先準備好的歷史或時事名人的看板上，填上每個人的正確姓名。

看板上，映入眼簾的，是在中國哈爾濱行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被視為「民族英雄」的安重根。在南韓，人們通常以「義士」稱呼他。但看在這位25歲的少女中，對眾所皆知的歷史人物毫無概念。

攝影師對完全生疏的兩人給了提示說：「與伊藤博文有關」。仍感疑惑的智珉說出：「是金斗煥？」沒想到，就這幾個字，在南韓掀起大浪。

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上任即召開記者會，宣示關於課綱微調、高教創新藍圖、十二年國教免試等政策走向，引起廣泛討論。其實在新政府上台前一週，教育部已經發佈「2016─2020資訊教育總藍圖」，構築未來5年國家資訊教育發展的方向與願景。本文除了對藍圖簡略說明，並提出在施行上的看法，尤其資訊教育師資培育方面，更影響政策推行的成敗，值得相關單位三思。

台灣資訊技術蓬勃發展，教育部對於資訊教育的重視，從大量經費挹注與一系列的資訊教育方針即能窺見。從九零年代的各項資訊教學計劃，到2001年首度公布的資訊教育總藍圖；在教育部年度施政方針中，「資訊教育」也是年年出現的議題。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相關政策必然隨之更新因應，2016年5月「2016─2020資訊教育總藍圖」正式公布，成為引領國家未來資訊教育發展的綱領。

「2016─2020資訊教育總藍圖」中探討未來人才需具備的能力，並參考國際資訊教育政策、分析台灣現況與問題，設定「深度學習」與「數位公民」為願景，希望透過資訊教育培養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公民，正與十二年國教「終身學習」的精神相呼應。在執行層面，則從「學習」、「教學」、「環境」、「組織」四個面向著手，規劃二十四項發展策略。

日前服役中的知名學運人士陳為廷拒絕向「國父遺像」行禮，引起一些爭論。舉例來說，「蘋果論壇」〈為何不罰陳為廷〉一文，[1]批評部隊「不懲處」陳為廷的決議，認為即使向「遺像」行禮不合理，在規定更改之前，部隊仍應貫徹規定，以免在未來「不知如何帶兵」。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一方面是因為在陳為廷服役的單位，當時確實沒有相關規定，而沒有規定就懲處有違法治精神。（部隊事後急著新增向「遺像」行禮的規定就證明之前沒有相關規定。）另一方面，則是就算訂定了相關規定──像部隊近日新增了相關規定與懲處──這種規定沒有認真看待權利，不應該執行。

近日不論是新政府團隊的通訊群組建置，還是資安中心設置存廢爭議，以及搭載中國北斗衛星定位系統的智慧型手機引發的疑慮，都是圍繞著資通安全與資安產業發展議題。新政府將資安產業的發展，置於五大創新產業裡的國防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底下，希望憑藉在地資通訊產業能量優勢，進一步依託國軍第四軍種的建立，衝高資安軟硬結合服務需求，帶動資安產業未來的發展。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的諸多討論，似乎仍把資安中心改制與國防資安產業發展視為兩個獨立的需求議題，尚未將資安產業的整體發展，置於資安治理的供給面脈絡裡進行政策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