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代自律的重要：別讓社會工作者愈做愈沉重

筆者從事保護性工作多年，歷經兒少、婦女及相對人領域，深感每一位保護工作者處置個案時，經常背負牽一髮動全身的難處。針對此次台中市段姓議員責怪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像死人一樣的爭議新聞，有些思考可與眾人分享。

保護工作複雜性極高

拿此次段姓議員質詢的國三生案例來說，依媒體已披露的少量訊息做出的評估可以是：孩子的家庭結構功能在陪伴上確有缺損，但仍可提供穩定的經濟資源及居住資源。讓孩子待在社區中熟悉的環境及學校，這是對孩子影響最小的作法，相信也是孩子母親深思熟慮後的結果。安置是一種切斷原來孩子與其社區、親族及周遭資源的手段，倘若選擇安置就必須先考量孩子生活適應及其本身意願，貿然安置極可能面臨孩子的心理抗拒，在此案中看來弊大於利。

因此一個保護性社工必須先評估什麼是孩子的最大利益，接著再要考量支持性資源的介入是否比安置更能幫到孩子。近幾年評估的內容還必須加入考量所謂「社會觀感」及「民代壓力，許多時候後者壓力大於前者。當後者壓力大於前者，且案件不幸被渲染成媒體事件時，社工員及孩子承受到的另眼看待，絕對會使該案負向壓力大於正向支持，專業面向的評估也相對變得渺小而無力。

專業工作變成政治工作

本案原本可以是一個單純的事件，就是民間團體發現了一個弱勢受助者，通報台中市社會局評估是否能提供更佳的處置。因為孩子家庭功能勉可支持，又民間團體資源的介入有效幫助孩子在社區生活，社會局的評估本可當作最後一道防線來確認原有的支持系統是否處置恰當，或提供其他可能資源的角色。

然而民代以己身不知依據為何的判斷認為孩子一定要緊急安置才算有功能，以極具戲劇張力的方式質詢，展現對社會局的質疑及公眾壓力，至少造成了以下三種社會負面影響：一、原來幫助孩子獲得最好照顧的美意失焦，甚至讓孩子及其原生家庭承受不必要的壓力；二、民眾對社會安全網絡機制的信心低落，求助意願恐受影響；三、一線工作者壓力遽升，工作熱忱受到打擊。此三種負面影響卻換來民代本人的兩個可能好處：一、爭取媒體曝光機會；二、塑造認真服務選民的熱心議員形象。

故民代選擇此種作法所為何來，應受大眾公評。

社會安全網絡仰賴互信支撐

段姓議員聲稱其選區幅員遼闊，不輸社工負責轄區，但他可以接觸到該名個案，社工卻無法得知此案，為社工員的失職。此項指控不但非常容易被發現其理盲之處，又無益於社會安全網絡的建構。只要做一個簡單實驗，拿本案社工員處理過的案件名冊及議員過服務的案件名冊對照看看就知道了，可能完全一樣嗎？真的大量重疊又是好的嗎？社工手上也會有議員接觸不到的案子啊，難道要因此就說議員失職嗎？在社會上因職分的不同，接觸到不同需要受助的對象本來應該是一件好事，在民代的位置可以啟動的資源和政府社工的位置可以啟動的資源也不甚相同，若能同心協助孩子獲得最好的資源便是民眾之福。團結網絡夥伴本非易事，倘若因自己付出了一點關注，便貶低任一職份未有足夠努力，實在不是建立友善社會安全網的正確示範。

近來社會工作者因為眾多媒體披露的社會安全案件頗受質疑及壓力，社會工作專業本為工商業社會衍生的社會問題應運而生的專業，其付出與報酬的不成比例與目前台灣社會普遍低薪的情況並無二致，甚至一線工作者承受的社會輿論壓力比其他職種更甚。質疑、貶低、辱罵一個社工員，就像是醫療體系崩壞的結果讓一線醫護去面對醫療糾紛一樣；或者當民眾期待公權力解決自身難題時，讓警察變成疑難雜症的保母來承擔一樣，把台灣社會目前某些弱勢的生存實相拿來責備成是社工員不努力，是將社會問題過度簡化且不負責任的做法。

不當的社會期待無法帶來環境的改變與進步，民代尤其不應該成為不當期待的帶頭者，而是應該協助執政者建立一個更完善的體制。為了別讓興利除弊的民主殿堂變成謾罵自抬的舞台，平常默默努力的一線工作者紛紛出現發聲，我想這是台灣社會公民意識大步向前的跡象之一。